目前是教育工作者，曾經幹過記者、教過書、作過研究，喜歡田野調查。
閣揆江宜樺跟陸委會王郁琦，上週六聯袂至高雄左營舊城城隍廟口宣講「兩岸服貿協議」的好處。底下除了動員來的基層腦殘之外，廟方跟地方混混更早就部署在會場內，凡見不是動員而來的年輕人入座，便三兩成群把這些年輕人包夾分別隔離，以防年輕人的抗議。
會中，陸委會發放給底下年齡層偏高的腦殘基層一張滿意表填寫，一路勾選滿意之後便可得美麗鑰匙圈為贈品。然後，可想而知，陸委會將會以此回收問卷作為「服貿」高滿意度之依據。
基層買票網絡動員網內的腦殘、地方草根土台巴子頭人、渾身散發著「意義是啥小，我只聽過『義氣』」的地方腦殘混混、地方台籍政客與中央外省籍高官，勾勒出數十年來如一日的國民黨政權的地方政治基盤。就這個角度視之，台灣政權幾乎從未輪替，畢竟民主轉型竟未曾對國民黨建構的政治遊戲規則，進行本質性的挑戰和更動。
當然，這場演出來的假服貿宣講中，台上閣揆吹牛服貿帶給台灣服務業「競爭力」，並以他前台大教授身份增加說詞可信度，而台下則報以掌聲。於是，台上說競爭力，底下腦殘也跟著搖頭晃腦。但這台上台下，言不及物的「競爭力」，真的那麼好嗎？
「競爭力」是個髒字
全球化之下，競爭力似乎成了不言可證的「經濟與政治正確」，不僅企業樂於提升競爭力、政府在意競爭力排名、連成功名流也都奉此為規臬。然而，「競爭力」究竟意指為何？競爭力來自於誰？競爭力提升後的好處誰得？
以具體的數字而言，2007-2010年，台灣製造業生產力成長比率幾近南韓兩倍，但台灣大學畢業生起薪依舊只有南韓的2/5；換言之，競爭力提升後的好處，並沒有外溢回歸至擁有競爭力者本身。
再者，台灣工資停滯與倒退，過勞成了各業普遍實情；難堪的是，台灣所謂「高競爭力」，竟不脫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絕對剩餘價值」與「相對剩餘價值」之擠壓定律—前者以壓低工資，延長工時為常態，後者則以增加勞動強度為表現。於是，台灣在提升競爭力的咒詛之下，便鋪成了一條從「責任制」到「過勞死」的死亡之路。那，我們為何需要這樣的競爭力呢？！
聽龜在「哮」：「兩岸服貿」提升競爭力？
此次，國民黨黨官全台「服貿宣講」中，不斷吹噓兩岸服貿將提升台灣競爭力，且以美國麥當勞進台灣，並讓台灣飲食服務業品質提升為例。然而，此種說詞，不是把人當白痴，即是本身也是腦殘一枚，不然便是包藏禍心。
事實上，「兩岸服貿」基本上可定性為：「台資進中，中勞入台」。第一部份意指台資西進，已從製造業擴大深化至服務業資本；第二部分則是指中國「勞務」（service）入台。
服務業跟二級製造業與一級產業最大的差別在於，前兩者的成果通常是「產品」；於是，透由「人」這個媒介經手，產品進一步成為終端消費者手中的「商品」，此一過程即是廣義的服務業概念。正因如此，歐盟內部的「四大流通」（four freedoms）中的「service」，通常翻譯成「勞務」自由流動，此乃因服務牽涉到具體的勞工；換言之，中國勞務提供者，勢必尾隨兩岸服務貿易抵台服務。為了剷除中國勞務抵台的限制，移民署便著手修法放寬中國商務居留資格，且其配偶、子女得一併申請，並將停留4個月改為居留60個月……等等鬆綁，即知中國勞務抵台競爭，乃遲早之事。
由於，中國服務業的專業與品質水平仍遜於台灣，因此中國勞務抵台，勢必採取削價競爭一途，這也是歐盟各地中國勞務與店家營商的主要模式。因此，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廣場周邊的手工巧克力店，早受到中國廉價山寨巧克力店的嚴峻挑戰、西班牙製鞋工人因中國溫州廉價鞋入侵，一怒之下火燒西班牙「埃爾切」（Elche）的溫州商人鞋城、抑或2010年羅馬尼亞商人，火燒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東北郊最大的「紅龍中國商品市場」……等糾紛，皆是中國服務業以「比賤競爭」（race to the bottom）大敗本地人的故事所致。
競爭有兩種：為何捨高檔美歐日就下賤中國？
因此，中國勞務跟服務業據點入台，對台灣本地服務業的競爭勢必加劇，並再次催動削價式的惡質競爭。此舉，對台灣服務業並不具提升效果，只具備再度壓低本地勞務工人之薪資水平。
再者，假若大家真服膺自由市場的教條，透由競爭可以提升服務業品質與競爭力，並帶給消費者更大效益，那為何不開放比台灣服務業更先進的歐美或日本的服務業入台，反而援引中國下賤式服務業入台呢？如果，馬邦伯害怕沒有北京主子同意，不能跟美日接觸，那就大錯特錯了。
畢竟，北京主子阻擾的是「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並沒有、也無法阻止台灣單邊市場開放。單邊市場開放才是真正與古典「單邊主義式」（unilateralism）的「自由貿易」（free trade）—不論貿易國有無開放市場，自己都向對方開放。
由此可知，兩岸服貿從來就不是拼經濟，而是馬邦伯拼政治的手段啊？！那馬邦伯追求的的競爭力，聽來真是骯髒無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