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送孩子回到我母親生長的地方上學，這裡有大樹的氣息。

即將迎來一週秋假的某個週四，早上要出門的荳寶哼哼哎哎上樓貼著我的臉說：「媽，我今天不想上學可以嗎？」

今天是我的媽媽攀岩日，本就刻意排開工作行程，我想了一下問：「那你跟著我能配合我的行程嗎？」

荳開心地點頭連聲說好，小跑步下樓告訴要送她上學的爸爸：「媽說我可以跟著她，媽媽要讓我請假。」

爸爸獨自出門上班，待我跟星妹整理好，母女三人開車往攀岩場移動。

讓人期待已久的公視台語台，終於在2019年7月1日正式上線了！蔡英文總統於6日下午出席公視台語台開台典禮。她表示：

台語是我們的寶貝、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生活，我們不分年紀，一起來講台語，期盼未來台語台除了提供好的節目以外，也要扮演監督政府、說明消息以及提供議題討論的角色。

「這世界雖然存在著悲傷，但我們的秀會以Happy Ending作結。」

— Johnny喜多川（ジャニー喜多川）

2019年7月9日，日本傑尼斯事務所的社長Johnny喜多川病逝，享壽87歲，表達出遺憾之情的不只有旗下藝人與業界人士，愛著偶像們的粉絲也紛紛透過SNS管道表達出不捨與哀悼。離開雖必然帶來悲傷，但作為一位「幕後」的高層，Johnny喜多川卻讓人感覺很「親近」，他本身的故事又彷彿傳說一般，波瀾壯闊又充滿戲劇性。

自由是20世紀的政治中最突出的問題。

與其說，久野收（1910-1999）是個社會運動改革家，不如說，他是個身體力行的思想家。1933年，他就讀於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哲學科，師事西田幾多郎、田邊元、九鬼周造等人，並受到其思想的啟發。1933年，發生了著名的「滝川事件」（註1），此後，他結識了京大哲學科的年輕講師中井正一，共同參與編輯《世界文化》雜誌，旨在通過憲政知識的普及來批判國家的權力結構，確立自由思想的主體性。

另外，他致力於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實用主義卓有成果。著有《憲法の論理》、《現代日本の思想》、《戦後日本の思想》；編著《三木清》，編輯《中井正一全集》和《三木清全集》。

長達17天的長榮空服員罷工，在政府的斡旋下，終於在7月6日落幕，在這期間，支持與反對的意見都有，勞資雙方因罷工，所付出的社會成本與毀譽，也必須各自承擔了。

不過，這次的罷工，引發了部分人士散佈對空服員的錯誤觀念，甚至有投書指稱「空服員只與食物有關」，認為空服員就只是送送餐、賣賣免稅品，如果不吃不喝也不買，那又何需空服員？

這樣的說法，凸顯部分國人對於空服人員的錯誤想像，以及對空服員的法律規定全然不知，令人驚訝。事實上，的確不少國人認為空服員的工作，大概就是導引乘客、服務乘客、發送毛毯、餐點與飲料、販售免稅商品而已。

也因此，過去經常聽到不少人以歧視性語言稱空服員不過是「高級女傭」，甚至於在機上強行要求莫名其妙的服務，認為空服員就只是服務人員，有錢是大爺的心態，一覽無遺。

台灣現在是完全自由開放的社會，只要不違法，大家可以隨心所欲做想做的事。不過在國民黨戒嚴統治時期，很多現在看來理所當然的事，當時統統都不准做。例如現在的原住民可以很自然地使用傳統姓名，甚至有還直接使用拼音而捨棄漢字；但在1995年以前，所有原住民都只能用漢人姓名，連要叫自己的名字都有困難。

日本在統治台灣期間建立嚴密、完整的戶籍、地籍制度，二戰期間進一步鼓勵台灣人改成日式姓名。不過戰後來台的中國人，有的是頂替他人身分，也有一人同時使用數個姓名，嚴重困擾政府之施政。

因此，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戰後頒布「台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主要是要消除台灣人的「日本毒素」，規定已改為日式姓名者，恢復原有之命名；至於命名規則、文化與漢人完全不同的原住民，也規定應參照「中國姓名」自訂姓名。

「願意為困苦的人犧牲自己的人很少。我相信能愛惜這種人才的國家必有光明，而不能愛惜這種人才的社會，必有禍害。」——高俊明牧師在法庭的最後陳述。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中國國民黨政權於1979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起展開瘋狂大逮捕，其中，施明德成了唯一的漏網之魚，展開長達二十五天的逃亡（根據林樹枝的敘述是二十六天），直到1980年一月八日，才在台北遭中國國民黨政權情治單位專案小組逮捕。

施明德這位當時被中國國民黨政權醜化為「八大寇」首要份子的「叛徒」，在錯綜複雜逃亡過程中，總共有十位「義人」出面協助他，因而在美麗島事件整肅案件的叛亂罪之外，突然多了一件所謂的「藏匿施明德案」，這十位涉案而遭致牢獄之災的「義人」是：高俊明、林文珍、許晴富、張溫鷹、吳文、林樹枝、黃昭輝、施瑞雲、趙振貳及許晴富的太太江金櫻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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