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跟我一樣有相同的生命經驗？看到一些行動較為不便的身心障礙時，卻不知道該如何協助他們，因此就假裝沒看到的離去。我想這樣的案件不難看見，因衛生福利部資料顯示，臺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人數大約為一百一十萬人，將近臺灣每二十三人當中就有一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我想這個比例難以去忽視。因此想藉此文章，整理自己過去幾年與障礙者相處經驗的協助模式及心態轉換。

收起對障礙者的憐憫

若想幫助身心障礙者，第一件事情並不是直接詢問怎麼幫助，而是在心態上要先有所改變。先把我們的憐憫之心收起來，他們本身並不可憐，他們可以適時透過不同輔具及協助來改善生活，他們也可以藉不同幫助者來完成生活的所需，真的不需要用你的憐憫、慈悲去看待他們。身心障礙者只是需要不同的生活協助，因為在現階段的環境不利於他們而已，當你用憐憫之心看待他們，除了使他們在生活上更加依賴他人而已，更是將他們貼上無能化的標籤。

眾所周知，台灣也叫「福爾摩沙」（Formosa），因為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海外世界稱台灣為「福爾摩沙」，這是1542年前後葡萄牙水手在前往日本的航行途中，行經台灣東岸，映入眼簾的蔥鬱美景，讓他們驚呼、讚歎「IlhaFormosa！」即「美麗之島」。1564年，人類史上首部世界地圖《世界地圖》（OrbisTerrarum）出自比利時的歐提利歐（AbramoOrtelio，1528-1598）之手，該書則以「Tinhosa」稱呼台灣島，可能是因為發音或拼音上的訛誤。

事實上，以《美國世界地圖集》（thePrentice-HallAmericanWorldAtlas）為例，雖然地圖上有為數不少的地方都被稱為「福爾摩沙」，但一般提到「福爾摩沙」，則多半會與台灣島聯想在一起。而台灣島以「福爾摩沙」之名揚名於海外，則始於1584年，一名受雇於葡萄牙人的荷蘭裔航海官林斯霍登（JanHuygenLinschoten）即以此名表記台灣。以下本書擬依照不同史料與年代，分別以「福爾摩沙」、「台灣」交替稱呼，這個橫亙於東亞輻輳中心的蕞爾小島。

根據《風中之葉：福爾摩沙見聞錄》作者蘭伯特（LambertvanderAalsvoort）所記，伴隨漢人移民人口的成長，大批無業遊民入住島上，迄至18世紀後期，淸廷已難以透過行政或軍事手段，有效控制土地的非法開墾；而拓墾山地的漢人移民亦屢遭原住民族馘首；族群之間因水資源問題經常有各種分類衝突；加上公權力不彰，官民之間欠缺互信，島上社會秩序混亂、人際關係緊張。此一時期最具矚目的社會事件，莫過於1787年爆發的「林爽文事件」。

1787年4月，法國探險家貝胡斯（JeanFrancoisdeGalaupdelaPerouse，1741-1788）來到今台南安平，並於熱蘭遮城（KasteelZeelandia）對岸下錨。熱蘭遮城或稱「奧倫耶城」，乃17世紀時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建造，作為經營台灣與對外貿易的營運中心，1664年鄭經建立東寧王國之後則改稱「安平」，現多稱「安平古堡」。出身海軍士官的貝胡斯，憑藉過去在海軍學校的專業訓練與實務經驗，判斷此時島內社會動盪，恐不宜貿然上陸。他也對福爾摩沙島做了如下評估，「自清廷征服該島之後，移往福爾摩沙定居的總人口數達五十萬人，而首府則有居民五萬人。福爾摩沙地處要津，任何國家若能佔有該島建構防禦設施，並在澎湖群島佈下若干船艦，即可安穩立身，向位居弱勢的清廷予取予求。」顯見台灣之於東亞的核心競爭力已於18世紀後期開始展露頭角。

而在「林爽文事件」平息後，淸廷解除移民限制之禁令，允許在台有親眷者自由移民台灣。1793年，淸乾隆皇帝八十大壽，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男爵（GeorgeMcCartney）獲派出使大淸，他在日誌中記載，「福爾摩沙與清帝國之間的連繫脆弱，不日即會斷裂，若有外力干涉，相互間的連繫則隨即會被切斷！」

到了19世紀，少數登陸福爾摩沙島的西方人，則是普魯士裔宣教士郭實臘（KarlGutzlaff，1803-1851），郭實臘在荷蘭接受新教的宣教訓練後，隨即在1827年被派往荷屬東印度（今印尼）向當地華僑傳教，亦引發他到淸國傳教的念頭。即使當時淸廷不允許宣教士在當地活動，但郭實臘卻是對淸國興味盎然，他從一名華裔船長口中得知一些福爾摩沙的資訊，包括「漢人移民多半來自福建同安，他們前往福爾摩沙植民，從事貿易，種植稻米、甘蔗與樟樹」；「福爾摩沙擁有數座寬廣的深水港，但入口卻相對窄淺，小型的戎克船從廈門出海駛往福爾摩沙的西岸港口進行貿易，回程時則把稻米運至廈門，甚至將蔗糖運到華北一帶」；「福爾摩沙島上的拓殖活動發展迅速，島上優越的條件有利於拓殖者的背叛（略），拓殖者富有卻不受管束（略），福爾摩沙島上所執行的處決高居清國之冠，但管理成效卻是全國最低」；然而「福爾摩沙島上文風鼎盛，福建人有時會遣子弟來此以求取功名」。

透過1832年7月10日美國報紙《國家時事報》（theNatioanlGazette）之述事，能夠一覽此一時期海外人士之於福爾摩沙的認知，「（略）倘若清國必須開放比澳門更合宜的貿易地點提供所用的話，那麼福爾摩沙將不容遺漏。而福爾摩沙的海岸、海灣、港口與河流鮮為人知，東南部尤甚，該區幾乎是不受清國羈束（略），如此大的島嶼勢必擁有大量的資源，且地理位置鄰近清國，更增添其附加價值。福爾摩沙的土質與氣候條件相較於中國大陸，不至有過大差異，應可以大量種植茶樹，屆時則可大幅減少我們對中國大陸的茶葉需求（略）。」

不僅美國的輿論界對福爾摩沙做出了上述思考，1834年英國的自由商人亦開始留意那些尙未受制於淸國吏員干涉的港口，不少英商建議大英帝國應將福爾摩沙島納入帝國版圖。

眾所矚目的大阪G20高峰會，終於順利結束，重要的國際議題包括減塑等政策，也獲得美國之外的各國支持；這場大型的國際盛會，航空迷們自然也不會放過。

也許很多看倌們覺得奇怪，怎麼國際政治的角力場，會扯上航空迷呢？那是因為G20的成員國政府首腦，紛紛搭乘自家的行政專機，抵達日本大阪參加高峰會，由於一次聚集了十多國的行政專機，自然吸引大批航空迷了。

行政專機顧名思義，就是代表政府的專用飛機，方便國家元首或政府官員，進行國內視察，或是國際訪問。一般來說，絕大多數的行政專機，都是隸屬於該國空軍，不過少部分的國家，並沒有特別使用專用機，而是搭乘該國的國籍航空出訪。

「我知道我的兒子是同性戀，可是那又怎麼樣呢？不要因為這樣感情不好，爸爸媽媽時間不多了。」一位部落婦女這樣告訴我。

前幾個周末，我與一位部落青年回到他在東部老家水鹿部落（化名），才剛踏進部落，就聽到轉角麵攤前聚集的三、五位年約五十歲上下長輩的對話，他們正在討論著孩子的性傾向。

部落保守教派遇上同性婚姻的價值衝突

去年11月底，公投第十案「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在原鄉地區獲得的同意票遠比不同意票來得多，顯示出多數部落族人仍支持民法限定在異性戀婚姻。行政院在今年以公投結果和司法院釋字七四八號為基礎，提出《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於5月17日三讀通過，同性別之二人得以專法結婚，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

台灣現在是完全自由開放的社會，只要不違法，大家可以隨心所欲做想做的事。不過在國民黨戒嚴統治時期，很多現在看來理所當然的事，當時統統都不准做。例如現在大家都能自由出書、著作，不過在整整上個世紀，台灣都有「出版法」對各種作品進行審查，只要出版內容觸犯當權者禁忌，輕則停刊，重則撤銷出版登記；直到1999年才廢除「出版法」，還台灣出版自由的空間。

國民黨政府在1949年敗逃來台灣後，帶來訂定於1930年的「出版法」；當時還是以黨領政的「訓政時期」，出版品的申請、登記均須經國民黨各級黨部審核，甚至是批評國民黨或三民主義的內容，還能處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過中華民國名義上已於1947年底正式實施憲政制度，「出版法」也需要符合憲法所保障的「人民有言論出版之自由」。

提到費歐娜．艾波（Fiona Apple），腦海中浮現的可能是她那些歌曲中毫不掩飾的悲傷、叛逆、神經質與壓力，甚至厭食憔悴、藏匿大麻被捕、在演唱會上啜泣崩潰、幾近瘋狂等等事蹟；但她的經歷，卻是當代許許多多女性生命故事的縮影，這也使得她用音樂展現出來的反饋力量，更顯彌足珍貴。

台灣歷來的獨裁專制政府及殖民政府對於新聞自由，幾乎都不約而同的採取嚴格控制手段，在蔣政權時代尤其變本加厲地集各種手段之大成，對新聞自由的箝制無所不用其極，致使蔣政權統治期間，台灣新聞自由程度在國際上的排名都與共產國家同一等級。

台灣被中國國民黨蔣政權佔領的初期，由於政治控制尚未部署完成，因此，曾經有過一段短暫的「自由空窗期」。1946年八月，蔣政權下令未經許可的報紙、雜誌全部停刊；到了二二八事變期間，所有非親中國國民黨的報紙，更全部遭到禁止發行、封館的命運，當時遭到蔣政權野蠻地搗毀、封閉的報館至少有六家以上；事變後又有二十二家報紙遭遇停刊命運。

蔣政權實施戒嚴之前，雖有新報紙獲得有限度的核准登記，以及自中國遷台避難的報紙，但是，戒嚴之後，在報禁、限制增加張數等等政策之下，台灣報業經歷了漫長的灰暗時代。

1949年五月十九日，蔣政權宣告戒嚴令，才經過三天，也就是同年的五月二十二日，就迫不及待地向當時民營報紙中銷路最好、言論最尖銳的《公論報》開刀，勒令停刊三天，創下戒嚴後政治迫害新聞自由的第一件案例。

台南北門城的舊址，坐落在台南公園外，此區域因為臨近火車站，交通方便，以「公園」做為現代城市的門面，是市區改正很好的起點。從1875年的地圖可以清楚看到，清帝國時期此區域主要有城牆城門、西邊的兵鎮署，城外有水潭及一村居。清領時期，城門裡面與外面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日治時期的都市改正，拆除城門城牆，改正為公園，貧民的社會並沒有消失，只是更遠離當時屬於布爾喬亞的公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