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受到大正民主風潮的影響，日本本國對於政治社會的思想也呈現多元開放的景象。當時日本的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的興趣很濃厚，特別是1921年國共產黨成立，隔年日本共產黨隨之成立，台灣人的政治運動也因此受到影響，加上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出現，意識形態論爭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景況。文化協會創立以來，由於時常與島外留學生連絡，島外留學生也常組團返台擧辦巡迴演講。當時最為風行的思潮，就是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透過文化協會的活動，這些當代思潮遂逐漸被引進台灣。
在潮流的影響下，文化協會也產生了改變。其一是農民爭議與農民組合的成立，加上農民爭議事件屢屢發生，使得文化協會為解決農村現實問題，漸漸從民族差別問題，轉而注意農民問題。其次，留學中國的學生受到中國改造爭論的影響，藉此名義探求台灣社會的特質及改造之路線。其三，文化協會組成的成員大多為地主與資產家，雖然期間出錢出力，但因日本當局抵制，請願始終無法排上議程。長此以往，當然易使參與者灰心，對於請願的意義產生懷疑，而請願運動本身也因長期沒有太大進展，也漸漸流於形式化，成為某些人物的特定商標，無法提升台灣民眾對政治社會運動的持續熱潮與支持。這樣的情形當然也就引起激進派的不滿而產生對立，加上總督府有意識與計畫地進行拉攏、滲透、分化、打擊與消滅，終於引起文化協會的分裂。
當時文化協會已分成三派，一是共產主義的連溫卿派，二是受辛亥革命影響的蔣渭水派，三是合法鬥爭型，即台灣民族運動的蔡培火派。到了1926年左右，鬥爭呈現表面化，1927年1月文化協會終於因路線問題而分裂。於是文化協會完全由連溫卿一派掌握實權，向來以從事民族主義文化啓蒙的的文化協會，轉變成為「無產階級」的文化啓蒙團體。蔡培火、陳逢源、蔣渭水等由新章程和意識形態的意見不同，紛紛退出新文協，以別於以「階級鬥爭」為主的新文協。於是兩派因路線之爭，形同水火關係。
1927年2月，文協舊幹部協議組織政治結社，並以蔣渭水的提案為主，成立台灣自治會，但因該會主張「自治主義」，因而被禁。之後陸續改名為台灣同盟會、解放協會、台灣革新會、台灣民黨等民稱，向當局申請結社，結果不是因為主張自治，就是因為結社團體綱領出現「台灣人全體」及「解放」等字，被認為是民族主義團體，而遭到當局禁止。台灣民黨被禁後，同年7月，蔣渭水等人再成立台灣民眾黨，成立之初，立黨精神不免受制於官憲而無法暢所欲言。迄至第二次全島黨員大會通過「對於階級的態度」和二次大會宣言，加上蔣渭水也在此期間發表眾多文章，依此吾人才得以從中窺探民眾黨成立之初未能充分表現的立黨精神。根據這些文章的闡釋，可知民眾黨的立黨精神與指導原理，如下：
（一）全民運動與階級運動是要同時並行的。
（二）擁護農工階級，就是階級運動的實行。
（三）扶助農工團體之發達，就是要造成全民運動的中心力量。
（四）企圖農工商學之聯合，就是要造成全民運動的共同戰線。
（五）本黨要顧及農工階級之利益，加以合理的階級調節，使之不致妨礙階級運動的前途。
（六）集結台灣各階級民眾，在黨的領導下，實施全民解放運動。
在上述以蔣渭水言論為主的指導原理引導之下，自1928年以後，民眾黨漸漸發展成為台灣同胞反抗日本的最主要領導力量。其後，新文協與台灣農民組合相繼受到當局彈壓，民眾黨又在反對鴉片新特許及霧社事件上，表現出與總督府對立的尖銳作法，使得民眾黨愈成為「台灣人解放運動的總機關」。雖然民眾黨在當時的形勢大好，但隨著內部的分裂及改組，民眾黨最後竟遭到總督府的禁止處分而吿終，加上領導人物蔣渭水在民眾黨解散後不久即辭世，致使被解散的民眾黨更趨於解體。
台灣民眾黨雖然既難產又早夭，但在短暫的奮鬥過程中，已從創立初期「民眾的信念已極混亂，左翼份子的惡宣傳亦甚猖獗」，從而發展為「對內獲得四百萬同胞的信賴支持，對外已獲得日本中國及國際間的認識」。最後，更因力行與總督府當局對抗，使民眾黨被認為是推動民族解放運動之團體，並足以撼動當局的施政，又有能力動搖日本國策，故不被當局允許而被「有計畫的絞殺」，使成立於危難之中的民眾黨，僅短暫存在3年7個月，便走入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