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莫一年多前,一位從日本福島逃出並打算移居台灣的女生來到診間,希望我能為她開立證明,因為無法再面對絲毫的輻射暴露。由於移民需要完整的身體健康檢查,包括胸部X光,行醫者皆知,X光檢查的輻射劑量微乎其微,當然不至於造成身體傷害,但是加上福島核災帶來的恐懼加成,即使是聽到輻射,核電的資訊,也能讓人驚恐萬分,輾轉難眠。
在開立「創傷後壓力疾患」診斷證明時,我深知這樣的診斷根本不足以精準對應她的處境。醫療人類學家Allan Young告訴我們,這樣的疾病診斷其實也是人為的歷史建構過程。而即使這樣的診斷有著是否過度醫療化的爭議,卻也暗示著我們一個現實,即精神醫療的有限。即使病出有因,但是受苦者經歷的不會只是那個診斷標準中所強調最初經驗的事件,而是一連串打擊,失落,懷疑,心有不甘。在臨床現場中,許多在意外傷害中遭受身心創傷者,因類似「病情」出現於診間者,常常伴隨著日夜糾纏的官司壓力,他們狀告衙門,面對的是無人負責的情緒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