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嬤的夢中情人〉是一部意味深長的嚴肅喜劇。

──四方田犬彥 (March 5, 2013)

 
四天前，我走進電影院，與〈阿嬤的夢中情人〉完成了生命中的第一次邂逅；三天前，來自前一晚電影片段的裊裊餘音，在我心底泛起的一個又一個漣漪，牽引著我再度走進電影院，與〈阿嬤的夢中情人〉完成了生命中的第二次對話。
 
 

舊瓶裝新酒

1978年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但直到90年代中期，資本短缺問題繼續制約中國經濟。這就讓國家有新的動力，去維持農村金融的儲蓄動員功能。這一時期，中國的財政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弱財政」，財政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從1978年的31.2%大幅下降到1995年的10.7%，只有同期工業化國家的1/7到1/3。

理論上講，國家汲取民間財富的制度安排有稅收制度和金融制度。在弱財政的體制下，國家的產業戰略只能是通過金融制度，動員農業和農村的金融資源以支持工業。結果是，中央政府對金融的縱向控制，以及地方政府競爭下的橫向分割，再次讓農村成為工業化的提款機。

1776年3月17日，困守在波士頓的英軍狼狽不堪撤走，這天日後成為｢撤離日｣紀念日。兵不血刃奪回波士頓之後，華盛頓發現，城內的防禦工事堅不可摧，如果他先前想要正面進攻的提案沒有遭到民主否決的話，後果不堪設想。

不過與英國戰事還沒結束，所有人都預料到接下來雙方決戰的戰場將會在紐約，大陸軍馬不停蹄移防，雖然急行軍相當辛苦，但波士頓的英軍夾著尾巴逃跑，讓士兵們充滿前所未有的自信，他們現在覺得大陸軍天下無敵，就算來再多英軍也不怕。

讓我們把時間稍為倒轉，回到1776年1月，話說殖民地人受到《常識》的啟發，獨立意識更加風行，遠在費城的大陸會議，受到《常識》的影響卻遠遠不如一般大眾，一方面《常識》原本就是針對大眾，而非這些心有定見的高知識份子議員們，另一方面，大眾只要提出意見，他們考慮的面向則更深遠，例如外交方面，許多議員擔心與英國決裂必須先取得外國的支持，但其他議員則指出若不宣布獨立，外國不會干預英國內政，這是個雞生蛋蛋生雞問題。

英國的行動又推了殖民地一把，1776年2月，英國議會通過《禁航法》的消息傳到殖民地，英軍將可依法封鎖殖民地港口，並且把所有殖民地船隻都視為敵船，約翰‧亞當斯認為：這是英國單方面的向殖民地宣戰，殖民地等於是｢被獨立｣，因此《禁航法》等於就是《殖民地(被)獨立法案》。

日前，台灣舉行了兩公約國際審查。這對於台灣的人權發展與國際參與來說都是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然而這件事情被媒體關注的比例，遠低於其應得的份量。

2009年，立法院通過了公民政治權利公約(ICPPR)與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公約(ICESCR)這兩項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但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成員，所以我們沒法將批准的文件交給聯合國存放使其生效。於是透過立法院，制訂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兩公約施行法）。

用立法宣示：「我們要照著兩公約做！」。馬英九總統亦曾多次表示其對兩公約的重視，並肯定公約是我國法律的一部份。法務部並推動了「人權大步走」計畫，為各公務機關進行培訓。

一切聽來很美好，我國的人權標準看來正要「逆風高飛」邁向「黃金十年」！但從這幾年頻繁發生的社會運動來看，這個快要讓熱血青年們過勞死的寶島台灣，顯然與理想有不小差距。其中一個最諷刺的場景，正發生在被強行拆除的士林王家。離王家約莫50步，就是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門口正貼著：「人權大步走」的海報。附近還有一個LED看板，用跑馬燈默默宣傳著兩公約。

中國近二十年來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建立與國家資本主義下的金融抑制 (financial repression)和產業政策。在這一體制下，通過金融壟斷獲得的低成本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的國有部門，後者則通過行政保護下的產業壟斷獲得超額利潤。這一制度的最大受害者，就包括廣大的農村部門。

與中國經濟蓬勃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農村的衰敗，農業的凋敝，農民的相對於絕對貧窮，以及農村金融的巨大困境。實證研究表明，1978-2006年間，各省銀行信貸佔GDP比重越大，農民收入增長越緩慢，城鄉收入差距越大。從1998年開始，涉農貸款總額始終佔總貸款額的10%以下，與農村居民佔總人口60-70%，佔總勞動力50%的結構極不匹配。

有一個朋友從廣州到上海，剛進同學家門一會兒，就被居委會組織的巡邏隊發現，不允許他和同學出門。長達兩周時間，三個青年被困在狹小的出租房內，以聊天、讀書和打牌自娛。居委會每天將生活必需品送到門口。彼此默契配合，相安無事。 

後來，中華職棒一直都沒人看，記憶中除了我阿公死忠的支持兄弟，我也真不知道為什麼，他就默默地開著緯來看職棒，這樣看看看看，他過世之後，我阿媽大概也就是習慣也是這樣開著電視演球賽的看。
 
這個故事要從很久以前的中日韓三國棒球說起，那時候稍早成名的郭源治，郭泰源，莊勝雄，趙士強，呂明賜，他們海外的成功，催生了中華職棒，到今天為止，過了二十幾個年頭。
 
球迷被選手帶起熱潮，從各隊的四大天王，黃平洋，涂鴻欽，謝長亨，陳義信到假日場場熱場的天王對決，職棒風潮讓更多的選手投入，後來得了奧運銀牌。
 
可是，那只是表面，棒球在台灣只負責被看跟用來頒獎還有報導，不用來紮根，投資，培養孩子們的品德，更不鼓勵孩子們在這種不太有投資報酬效益的行為上主動積極，打棒球的孩子，天生都是那被認為要吃體能飯的人，從來就沒聽過爸媽說，哎呀你好聰明你去打棒球吧。從一開始就帶著不正確的角度出場，棒球選手從小交往的對象也不會有太多差異。他們一心一意的想要用這少的可憐的資源，吃下多到也不知道怎麼說的辛苦跟委屈，就練，不練就被打，被訓，被罰，總歸這都是天命。
 
這樣培養出來的強大，容易帶來驕傲。以及慾望。
 

繼核四公投震撼彈後，府院丟出核四公投的主文：「你是否支持核四停建不得運轉？」在主文中，耐人玩味的不只是公投題目，還有公投主文的理由，以及行政院長江宜樺的「表述」。行政院到底搞什麼鬼？國民黨的公投是真公投還是假公投？社會又如何應付龐大的國家機器與即將傾黨國之力到來的擁核宣傳戰？從一紙主文，透露出的三個暗號，我們可以略知一二：

一個公投兩個事件

「你是否支持核四停建不得運轉？」，實則涉及兩個問題：一是核四停建或興建。二是核四不運轉或運轉。簡單的說，台灣一座核能發電廠從無到有，必須經過「設計→施工→試運轉→商轉」的過程。核四要正式商轉，首先必須將諸項工程一一完成，接著必須按照國外標準程序的「測試程序書」逐一測試，直到運轉程序毫無缺失後，才開始正式「商轉」，供給並輸送台灣的民生、工業用電。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地震與海嘯，隨後，福島的核電廠陷入危機，整個日本社會面對前所未有的浩劫。有鑑於日本的慘痛教訓，台灣人民開始注意到核能發電的議題，兩年後的今天，台灣人民追求非核家園的決心，已經在上週六台灣的街頭上充分展現。誠然，在許多改革的議題上，政治人物都要起帶頭作用，但此時此刻，當人民已經自覺，並且形成強大、成熟的進步力量時，政治人物就該退居第二線，學習當配角。

所以，在今天這個值得人們紀念與警惕的日子裡，我心中只有幾句話要跟許多支持我的朋友們講。誰都不能否認在這個議題上，民進黨開台灣風氣之先，而且曾經一路孤軍奮戰。這都是歷史事實，不過，辛苦漫長的路不代表民進黨最終一定要成為這個議題的收割者。從現在開始，我們只是這個社會中反核的一份子，很有可能，也不是最主要的成員。政黨和政治人物都必須學習去適應自己的新角色，要學著當配角，要學著當人民的支柱，更要學著用一種新的方法來處理政治與社會的關係。

前陣子申請國外研究所，這陣子收到許多光怪陸離的回應，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個program雖然拒絕我的申請，但是主其事者卻「建議」我可以改申請另外一個program。他是如此對我遊說與諂媚的：「You should be very proud of your academic  record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