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作家林奕含輕生後，一波又一波的網路緝凶不斷擴大，當初對作家進行所謂「誘姦」的嫌犯，不僅各種身家背景被鉅細靡遺的肉搜出，升學教育體制、父權社會的批判也遍地開花，甚至，更連帶爆料出不同團體的「誘姦行為」。我思忖，這是林奕含所希望的一種社會情境嗎？她希望造成的改變只是一種普遍性的公審與批判？而不是更深沉的改變？

我們在每個傷心處都看見改變的需要，個人的，抑或社會性的。當然，每個深沉的改變，都是如此艱難與遙遠。

教育部為了增加身心障礙者升大學之機會，於民國90年開始，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院校甄試」（以下簡稱身障甄試）讓各障礙類別學生報名，由各大專院校評估後進行不同類別的名額開缺，身心障礙學生先進行學科考試，成績出來後再讓學生填寫志願序。這看似積極性的差別待遇的背後，特殊生其實並沒有選擇喜愛科系的餘地。

各障礙類別特殊生，在生活中因為先天或後天的限制而無法像和普通生擁有同等的學習力，導致在一般高中升大學的管道，例如指定科目考試、申請入學等制度下成為最弱勢的一群，因為如此，幾乎每一位特殊生升大學，都是依身障甄試的制度來入學，可以從中看出身障甄試對特殊生而言的重要性。

黑心史學的寫作原則

史學家寫歷史，不外乎三種內容：「客觀」的陳述、「相對客觀」的詮釋、以及「絕對主觀」的價值判斷。

所謂「客觀的陳述」，比如說，秦始皇的兒子、孫子是哪些人，曾經幹過哪些事情。這些是客觀的事實。雖然因為年代久遠，不同的書上可能有不同的說法，但是大致而言不會錯得太離譜，至少不會「老子變兒子」、「兒子變老子」。

所謂「相對客觀的詮釋」，比如說，秦始皇為什麼這樣做，為什麼那樣作。這些是「相對客觀」的詮釋。每個歷史學家都可以說一套自己的「詮釋」，但是至少這些詮釋必須各自基於一套說得通的邏輯，所以說「相對客觀」。

所謂「絕對主觀的價值判斷」，比如說，秦始皇做這件事情「好不好」、「對不對」。這些當然是「價值判斷」。問題是：「誰的價值」？「由誰判斷」？這當然是絕對主觀的事情。

一位好的歷史學家，可以從卷帙浩繁的史料中篩選出重要的資訊，盡可能客觀的還原歷史，然後參考各方學者的意見，對於需要解釋的地方做出一個相對客觀的詮釋，最後則是基於自己的價值觀，對於這一段歷史作出一個主觀的價值判斷。

相信不只是我一個人的經驗：到新公司報到後，收到一份「薪酬保密協議書」，可能寫著「乙方同意於在任職期間遵守公司薪酬保密協定，同意不直接或間接透露個人薪資資訊予公司其他同仁，且不詢問其他同仁薪資細節，若違反此規定，願無條件接受公司之處分」。

根據Glassdoor 2016年的調查，只有36%的受訪者說他們的公司內部實行薪酬透明的方法，顯示大部份公司還是傾向維持薪酬保密的原則。但仔細想想，薪資保密對公司表面的利益是什麼？而薪資保密真的對公司營運來說是好事嗎？

先說第一個問題：薪資保密對公司的利益是什麼？其實，薪資保密最大的利益就是省去公司的麻煩。試想，如果你知道了跟你跟你同時進公司對面同事的薪水與獎金，而不恰巧地比你高上一截，你會怎麼做？跟直屬主管哭訴不公平，跟人事部門爭論，或者是一氣之下走人等等，讓不滿的情緒得到宣洩的出口。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一般公司為了省去麻煩，乾脆大家都簽一簽保密協定，禁止談薪水這樣禁忌的話題，主管跟人事部門可以省去好多談論薪資的一對一會議，省下很多時間。

除此之外，有些公司，特別是小公司，可能在薪資結構以及獎金分配上沒有明確的計算方式，如果被問到為什麼我的獎金比對面同事要來得低，人事部門可能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一不小心就暴露出公司的沒有制度，還是保密為佳，省得麻煩。

約20位現職教師在國民黨立委柯志恩陪同下，群聚立法院群賢樓門口，聲稱新一代教師多繳、少領、延退，19年後退撫基金仍有破產之虞，所以他們反對年金改革。曾在淡江大學任教的柯志恩立委更以選修教育學程的學生認定未來教職這條路不好走，約一半的人退修教育學程為例，質疑政府的年金改革。

筆者身為退撫新制的教師，工作年資將近20年，完全沒有十八趴的優存利息，倘若按照現今75制的退休規定，約莫10年就可以退休，周休七天的悠閒的日子已在不遠處。但是，退撫基金入不敷出的情況日益惡化，年金不改革，10年後的我就是希臘老人的翻版！

在台北看完香港電影《一念無明》，從開場到完場，香港人在異鄉，看我城天天都在發生著的抑鬱故事，因為熟悉所以明白，流眼淚便是正常的事。

黑暗電影室裡，故事是唯一的光，它打在男主角黃世東（余文樂飾）的臉上，深沉地訴說著——潛藏在每個人心裡的病，而我一邊看，彷彿能夠掘出許多香港人千瘡百孔的破損影子，或是自己也曾拖著的那具。獅子山下，寸金尺土，昂貴房租不是人人負擔得起，安居樂業變成上一代人的口號，因為如我這一代「80後」已經面對現實，不敢奢想買樓；然而，說穿了，安居樂業也並非專屬香港地和香港人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