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國度裡的威權幽靈

在爭議聲中，立法院初審通過「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反媒體壟斷法）」，朝野立委不但聯手推翻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版本，並引用大法官會議釋憲文，將民眾「媒體近用權」的觀念入法，媒體質疑非但嚴重違背新聞自由，且將會造成寒蟬效應，是出版法幽靈的再現與威權的復辟。

一九九四年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六四號解釋：人民具有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的權利。只要在法律明定的條件下，一般民眾都有使用特定電視頻道、時段，表達意見，或是對於不實的侮辱或誹謗提出更正或答辯，以資澄清事實。新聞媒體在當代民主社會中，具有監督政府的功能，而憲法保障新聞自由的目的，在於保障新聞傳播媒體，使其能發揮制度性的功能，成為監督政府、防止政府濫權之第四權。

如今在「反媒體壟斷法」第廿八、廿九條條文增訂：「聽眾對報導若認為不真實、影響自身權益，得要求新聞及廣電媒體在一定期限內更正，並提供閱聽人答辯權，以及相關罰則。」

已入土為安的出版法，其存活期間的長短或是執行程度的深廣，都緊密地與我國的政治變遷連結。在戒嚴的年代，出版法始終是拑制言論自由的幫兇，多少民主先賢為爭取言論自由付出沈痛的代價，從雷震的《自由中國》、六０年代的《文星》、七０年代的《大學》到八０年代的黨外雜誌，隨處可見出版法荼毒書籍、報刊、圖書出版、新聞機構的歷史篇章，鄭南榕還為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自焚。

一九九九年一月，終在峰起的民主改革運動中，實施長達六十九年的出版法才壽終正寢。過去，臺灣能夠加速民主化，以及新聞自由得以名列亞洲新聞自由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都是拜廢除「出版法」之所賜。

一七七六年的《維吉尼亞權利法案（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宣稱：「新聞自由是一切政治自由的基石，任何一個民主政權都絕不應妨礙這種自由。」；之後，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於一七八七年未就任總統前所言：「如果我只能在有政府而無報紙，或有報紙而無政府之間抉擇，我毫不遲疑會選擇後者」。這句寧可有媒體而無政府，也要尊重新聞自由的名言，精確地詮釋國家權力與人民權利之間的輕重。「反媒體壟斷法」初審修訂的條款，明顯侵犯新聞自由，媒體將會對NCC進行「寧要自由，不要NCC」的反思性批判。

在自由的國度裡，NCC非平面媒體的主政者，卻罔顧違反新聞自由的事實，在爭議中主導通過「反媒體壟斷法」的媒體更正權，此舉非但越界擴權，也讓出版法幽靈，得以藉吸取自由主義的靈魂復甦。NCC以新聞自由為祭品，制約平媒的第四權，曾經「立志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江宜樺院長，是否該出面對政府擁有媒體管制權力的限度說句公道話？否則，乾脆承認那只是學者之言，因為「換了位置，當然腦袋也要跟著換」。

「反媒體壟斷法」第廿八、廿九條一旦強制入法，不僅提供出版法重生的機會，因此對媒體造成「寒蟬效應」，無異於讓威權的幽靈在自由的國度裡復甦。新聞自由倒退的結果，將使台灣得之不易的政治改革成就，以及向來引以自豪的民主果實，皆如滾滾江河東逝水，為政者豈能不戒慎警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