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30週年】我的戒嚴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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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從1949年5月20日開始戒嚴,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解嚴,一共38年又56天,目前在全球僅次於敘利亞的48年,是全球戒嚴第二久的國家。對我這個1966年出生的五年級中段生而言,等於是我從懂事開始就生活在戒嚴中,一直到成年才解嚴。我見證及參與街頭運動狂飆年代,也品嚐民主化果實,中間歷經意識形態掙扎、經過思想洗禮。因為走過這年代,所以現在更珍惜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生活。

小時候住在大家庭裡面,最常在長輩口中聽到訓誡小孩的一句話就是「小孩子有耳沒嘴」,意思就是不要多說話,以免因言賈禍。當時不懂為什麼?年長之後慢慢接觸白色恐怖歷史資料才了解原來在那個年代真的有人「禍從口出」。沒想到成年之後,我的工作卻是批評時政,不知這是否童年時期過度壓抑的反效果?

小學三年級之前,我都住在客家庄,自然而然使用客語為主要語言,即使在學校上課,除了老師以外,同學間交談也都講客家話,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後來轉學到台北,赫然發現在班級幹部中竟然有「國語推行員」,剛開始搞不清楚這個人是做什麼的,直到有一次放學後打掃時,同學問我「現在幾點?」我脫口而出一句「xi diam」(客語四點)。剛好在一旁的國語推行員馬上跑過來對我大喊「老師,鍾年晃說方言」,於是依照規定,我被罰了五元。那五元原本是我留著回家路上要買麵包吃的。從那天開始,我終於知道「國語推行員」是做什麼的,也知道儘量離他遠一點,這就是我的戒嚴初體驗。

1979年美麗島事件讓我開始懷疑老師所說的話。當時我讀國中,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的星期一,老師開始在課堂上講述那些「暴徒」如何兇殘,現在場維持秩序的軍警人員如何「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還要求全班同學寫作文「譴責」這些「暴徒」的脫序行徑。當時還盛傳這些「暴徒」隔周就要到學校附近的「國父紀念館」再度「閙事」,讓少不更事的我們都生心恐懼。

那年春節我回故鄉過年,剛好有位事件發生當下在現場服役的憲兵長輩退伍返鄉,在聊天過程中聽他說起當天的情形,才發現原來真相和老師說的、報紙寫的及完全不同,在我年少的心靈裡出現一個念頭「老師為什麼要騙人」?後來我懂了,也許老師當下騙人也是身不由己吧,原來戒嚴可以扭曲人性,原來戒嚴可以讓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在課堂上說謊。

高中之後開始接觸「黨外雜誌」,在還有出版法的年代,這些都是禁書必須在特定地點才買得到,光華商場舊書攤成了我最常駐足的地方,有時候看得津津有味,夜幕低垂都混然不知。學生沒有太多閒錢可以買書,但舊書攤老闆似乎並不在意,給我的感覺是「這些黨外雜誌只要有人看就好,賣不賣得掉並不重要」。這個時期我面臨意識形態轉型與思想撞牆的痛苦,因為接觸到的資訊顛覆我過去十幾年接收的資訊,不時在腦海中一直問自己「到底誰說的是真的」。

大學三年級接手校刊總編輯,開始在教官與課外活動中心主任玩起「陽奉陰違」的遊戲。當時大學校園並不如現在開放自由,校刊和張貼的海報要先送審,辦營隊不論講師名單、課程內容也要核准。於是我們玩起「兩面手法」,送審的是一套,真是出版發行的又是另一套。

那個年代也是街頭運動狂飆的黃金時期,台北街頭三天一場小集會,五天一場大遊行,520農運、廢除刑法100條、總統直選,經常可見群眾與憲警衝突,雙方帶傷見血也司空見慣。曾經被警察打到頭破血流,被強力水柱打到胸口瘀青,就在這樣衝突、抗爭的過程中,台灣終於解嚴,逐步邁向民主化。

也許台灣從威權過度到民主不夠快,也不夠徹底,但卻付出最小的代價,至今我們仍在學習如何當民主國家的公民,回顧台灣民主化的歷史,不知該覺得慶幸還是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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