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新聞工作者,編著有《高雄市黨外風雲》、《近代台灣慘史》檔案等書,現為網路線上媒體經營者。
郭國基,生於1900年,受日本教育,留學日本,娶日本太太,少壯就熱衷政治、社會活動,坐過日本監牢,二戰後參政當過市參議員、省參議員,卻也坐過中國國民黨政權的牢;一生以「郭大砲」征戰南北而馳名,卻在最後一次參選立法委員,當選後不久即因病辭世。
他一生惹的「禍」不少,日治時代是因強出頭抱不平,遭日本特別高等警察(特高警)迫害,羅織到「東港事件」【註1】中而坐牢,備受酷刑後才釋放。
愛恨分明的郭國基曾邀同樣遭受特高警迫害(瑞芳事件)的北部受害者「礦業鉅子」李建興,兩人一北一南展開追捕特高警與其鷹犬的行動,但為李建興婉拒。後來郭國基在其妻子鈴木久代開設的齒科診所(位於高雄鹽埕區)門口掛上「間諜事件、謀反事件、反日事件、冤獄復仇會」的招牌,將他敢言敢衝的性格表露無遺。
郭國基聯合李建興不成,曾經自己招募壯漢採取暗殺行動,並曾獨自去高等法院院長室向院長嗆聲。已故的高雄文史專家林曙光曾在他為郭國基撰寫的傳記中提到,郭國基後來認為私刑已經行不通,遂請檢察官吳運周開拘票,讓他四處抓迫害台灣人的特高警等相關人員送請法辦。
戰後初期,他當過中國國民黨高雄市黨部指導員(主委),但是,二二八事變的前一年,他認為蔣介石對日本「以德報怨」的作法不對,因此,在臺灣省參議會利用向高等法院院長楊鵬質詢的時機指出,孔子的說法是「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他指斥曲解孔子的真意都是「曲學阿世、欺世盜名」。
國民政府蔣介石政權自此對郭國基開始「另眼看待」,郭國基曾私下告訴友人,對於蔣介石竟將戰犯岡村寧次毫髮未損地送回日本,未向麥帥的遠東法庭看齊,使受害者不得不用私刑來雪恨感到不滿。
另外,二二八事變發生前半個月,他在一場三青團集會發表演講中,鼓勵「青年均能立志為台灣獨立而努力」,被保密局認為極度不妥而列為「台獨分子」【註2】。二二八事變發生後,又因太過活躍的盛名被列為「首謀分子」,繫獄期間,保密局仍在一份〈台灣不肖份子勾結外人陰謀獨立自治運動〉密報中,指稱「以日本在台灣地下工作人員為背景者:以日諜田市川與高雄省參議員郭國基等為中心人物」。
郭國基經過多方陳情解釋並未參與,在被關了210天之後,才獲判無罪釋放,出獄後即脫離他從1926年就秘密加入的中國國民黨,從此均以無黨無派參選。
後來在競選或擔任公職期間,郭國基也發生過好幾次口舌之禍。其中,當以所謂「氣死台大校長傅斯年」事件和「乞食趕廟公」事件最為著名,後一事件的「乞食趕廟公」一詞,且成為台灣民間廣為運用的諺語。
關於「氣死台大校長傅斯年」事件,1950年12月底的報紙、雜誌,針對該事件所下的標題是:
「郭國基氣死台大校長傅斯年?」
「郭大砲開砲,傅大砲腦溢血逝世」
「痛失良師,台大學生聲討郭國基,為傅校長報仇」
「郭大砲」是林獻堂在日本時為他取的別號。郭國基是1925年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法學部,在日期間參加留日台灣學生的「新民會」,因為常激烈批評台灣時政,林獻堂特別稱譽他,他返台參政就一直以「郭大砲」自詡。
傅斯年的「傅大砲」也頗有來頭,他曾當過國民政府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行憲立法委員,同樣以敢言論事著名,尤其他對前行政院長、廣東省主席宋子文誤國誤事的批評文章,更是傳頌一時,因而獲得「傅大砲」的讚譽。他於1949年1月受命擔任台灣大學校長。
此一事件在當年不但是非常轟動的新聞,媒體上大幅報導、討論,中國國民黨一手控制的媒體一面倒地對郭國基進行無情的撻伐,而且流傳了好多年,以訛傳訛的結果,反而塑造了郭國基在民間的英雄形象。
郭國基由日返台後在高雄鹽程埔定居,1946年第一次參選,即以高票當選高雄市參議員,隨即參加由市參議員間接選舉的省參議員,在只有一個名額的選舉中脫穎而出,晉級為台灣省參議員。
擔任省參議員期間,以敢言、勇於批評中國國民黨各項施政,言詞尖銳犀利著稱。1950年12月20日這一天,省參議會舉行第五次會議,下午的議程是教育報告與質詢,由擔任台灣大學校長才兩年的傅斯年列席報告。
傅斯年報告完後,進行冗長的質詢。輪到郭國基質詢時,他總共提了五個問題,其中與台大有關的問題有兩個,一為台大為什麼存有三千箱聯合國捐贈的教育器材,卻任令其被竊?一為台大為什麼不多多錄取台籍的青年學生,是不是有省籍歧視?
傅斯年答覆時,先否認教育器材是聯合國所捐,數量也不是三千箱,而是只有四十餘箱,竊案已破,收回贓物百分之八十;接著,他又否認有省籍歧視,而且「本人一向對有才能有智力而貧窮的學生,絕對盡力扶植他們」。但是,郭國基反駁他,以行政命令加分優惠外省籍學生入學,排擠台籍青年學生的錄取率,就是省籍歧視。
接著,又開始激辯學校建築經費用途的問題,傅斯年表示,因為華僑、外省學生為數眾多,無處可住,所以將先興建學生宿舍予以收容;郭國基認為他的政策錯誤,當時的校舍嚴重不足,校方既然拿的是台灣錢,應先蓋敎室以應全體學生之需,豈可在經費相當拮据之際卻優先照顧華僑、外省學生。
雙方雖然一來一往充滿火藥味,但是,整個過程都很正常,等到散會後,當時的參議會祕書長連震東(連戰的父親),才發現傅斯年面色發紅,雙手冰冷,緊急通知台大醫院調派醫生及醫療設備前往省參議會,在議場內進行急救,確認是腦溢血發作,經過四、五個小時的搶救無效,終於病逝在省參議會議場。
「傅大砲」碰到「郭大砲」,又是在省參議會接受「郭大砲」質詢後逝世,於是,消息立刻傳遍全島,隔天的報紙刊載了省參議會副議長李萬居的談話,「傅校長是位真正懂得辦教育的學者,想不到今天竟會在參議會『氣死』,這種損失是永遠不能補償的。」
傅斯年罹患高血壓多年,質詢當天他的血壓再度升高,原本可以請假不出席的,可是,他堅持抱病列席備詢。無巧不巧的,副議長李萬居的北京話又不夠標準,他會後吿訴場外記者說傅校長「去世」,卻被記者聽成「氣死」,致使以訛傳訛釀成大風波。
台大學生根據報紙「郭國基氣死傅斯年」的報導,因而發動抗議行動,數百名學生高舉「痛失良師」、「要打死郭國基,為老師報仇」的白布條,包圍省參議會,情緒非常激昂,台北市警局長親自率大批員警到場維持秩序,郭國基則由憲兵保護由議會後門離開。學生的抗議一直延續到下午三時,才在省教育廳長陳雪屏的安撫下散去。
郭國基的長子郭拔山後來在為他父親撰寫的傳記中說,「台大學生次日包圍省參議會欲打郭國基。當時我正就讀台大機械系二年級,不敢讓人家知道我是郭國基之子。」
事實上,傅斯年原本身體就不好,1948年在南京時,就曾因厭世而企圖自殺。況且,郭國基的質詢也沒錯,當年的台大入學考試,台籍學生確實在錄取名額及命題方式等方面吃虧甚多,同時,在學生福利方面,外省籍學生和本省籍學生之間差異也極為明顯。
這是中國國民黨政權從中國敗退,帶著大批中國大陸人士逃來台灣之後,在台灣社會長期存在的問題,同樣在戰後民生艱困的時期,中國國民黨政權剝削壓榨台灣資源一方面支援它的中國內戰,另方面則是優先照顧它帶來的「同胞」;看在從日治時代就時時以台灣為念的郭國基眼中,衡情衡理豈有不在議堂仗義執言的。
不過,郭國基事後接受記者訪問時,仍然稱許傅斯年說:「傅先生為一代學人,值得崇敬。但政治家既許身謀國,死在議壇,應無遺憾。這正如戰士馬革裹屍,水手求被海葬,是最光榮的事。我念願傅校長的英靈能庇佑我,有一天引導我,賜我光榮死在議壇。」
歷史的巧合有時很難解釋。郭國基1969年參選增補選立委選舉時的投票日,竟然也是12月20日,結果,他在第二選區(包括南部及東部等地區)與吳基福、黃宗焜、梁許春菊等三人同時當選。當時,郭國基已經有直腸癌,當選後不到半年的1970年5月28日復發不治,應了他自己說的:「賜我光榮死在議壇」。
【註1】「東港事件」是日治時期末,在台灣高雄州發生的白色恐怖事件,當時先後發生的鳳山事件、東港事件、旗山事件、旗後事件,被統稱為〈高雄州下四大冤獄〉或〈高雄州特高事件〉。
特別高等警察是大日本帝國的秘密警察組織,二戰末期,高雄州特別高等警察課以打擊勾結英、美、中等敵國及主張臺灣獨立的不良份子為由,對當時南臺灣約400至500名的社會精英大肆拘捕及刑求。四大冤獄中,以東港事件逮捕人數最多。
【註2】1947年1月12日,三青團高雄分團成立典禮中,郭國基演講:「中國國民黨成立國民政府三十餘年,並未真實實行三民主義。考察中國歷史,元朝異族不過數十萬人,侵入中國執政八十餘年,清朝滿族不過八百萬人,侵入中國為主二百餘年,由此可見,中國民族性之懦弱。我台灣民族現有六百餘萬人,自元明清歷代以來,均不願受中國統治,歷有抵抗事實,望各青年均能立志為台灣獨立而努力,勿再受中國之管轄。」保密局的密報遞交到蔣介石那裡,蔣介石下令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徹查,郭國基因而被列入「黑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