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歷史】不可冒犯「偉大的蔣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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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政權蔣家王朝時代,「蔣總統」三個字是神聖不可冒犯的,當年寫到這三個字或只寫「總統」兩字,前面一定要空一格,在軍中講到這三個字則絕對要雙腳併攏立正以表肅敬。

這種替黨國領袖造神造到不容閃失的例子,多到不勝枚舉;比方在報界、出版界,就曾發生好幾件因為誤植「總統」兩字為「總總」或「統統」,檢字人員、校對員和總編輯遭警總約談甚或關進牢裡的恐怖案件。又如有個在政治受難者圈子流傳甚廣的軼聞:蔣介石「誕辰」之日,有位在監的受難者,問旁邊的同監者「今天禮拜幾(台語「拜鬼」)?」即被檢舉是污辱偉大的領袖,而多關了三年感化教育。

除了蔣介石「誕辰」有諸多禁忌之外,「蔣總統」就職之日也有一些事情必須避諱的。有一位叫做徐廷光的中部居民,寫了「上書給蔣總統」的宣傳單,準備去就職典禮會場外面散發,竟然也被裁定感化。

徐廷光(時年41歲,南投縣水里坑人),因感於二二八事變時蔣政權官員利用職權公報私仇大逮捕人,致使無故被牽連者甚多,曾經先後在1952年8月間、1953年10月30日及1954年2月5日,分別上書蔣介石、行政院長陳誠、立法院長于右任,希望當局能將此類案犯查明釋放。

 

然而,這些上書都沒有得到批復,徐廷光決定採取比較有效的大動作,認為1954年5月20日第二任蔣總統就職之日是不錯日子,於是,他在就職前十天去買了紙張,並託住在台北的張紹章代筆繕寫油印底稿四份,準備密印傳單帶去就職典禮會場(台北市中山堂)散發,藉使能讓蔣總統早日釋放二二八遭逮捕的人犯。

這項秘密行動壞在徐廷光自己大嘴巴,對於當年到處都有「抓耙仔」的環境毫無警覺,居然向友人透露,最近將前往台北為台灣同胞請命。結果,卻被告密到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他立即遭到特務嚴密跟蹤監視。5月19日他乘車北上時就被一路監控,當晚,他下榻於台北市延平北路「大世界旅社」,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立即在20日凌晨三時派特務會同管區警察,以查旅館方式前往偵查,當場查獲徐廷光果然攜帶有八百份油印傳單,即將他逮捕訊辦。

他的友人張紹章隨後也被逮捕,傳單一張都未散發,徐廷光卻在保安司令部遭受刑求,還被持續監禁了好幾天,特務不僅要追查他發傳單的動機,也要繼續追訊他有無涉及其他陰謀案子。他們兩位的家人知道他們被保安司令部逮捕後,立即向行政院陳情,當時在內閣總辭後剛接任行政院長兼台灣省保安司令的俞鴻鈞,要求追查原因。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過去名義上是由台灣省長兼任,該部改組後才由行政院長兼任司令,其實,由於該部直屬於獨裁者蔣介石及其兒子蔣經國,部務一向都由蔣氏父子指派的副司令掌權,吳國楨擔任省主席時代就管不了當時的副司令彭孟緝。對於行政院的追查,保安司令部的答覆很簡單:「徐廷光平日行為乖張,常發荒謬言論,且企圖總統就職之日散發傳單,實有煽動人心及擾亂社會秩序之嫌,已交由軍法處審理。」

徐廷光的傳單內容除了二二八問題之外,其實,很清楚寫著:「尊崇元首,希望軍民團結,本省人與外省人合作打倒匪共、反攻大陸」,行政院經辦官員簽呈建議,「實無罪則可言,原宜予以勸慰或感訓後開釋」。

但是,保安司令部執意要將徐廷光交軍法審理,行政院經辦官員認為,「如依懲治叛亂條例論處可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即從輕依刑法第一五三條論處也可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仍屬漠視人民自由權利,並有羅織之嫌」。因此,經辦官員的意見是:「徐廷光罪嫌不足,如僅就傳單內容而言,尙難課以煽動人心、妨害治安及有利於叛徒之宣傳,擬飭台灣省司令部善體總統迭次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昭示,速予訊明保釋」。

保安司令部不聽行政院長兼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的意見,彭孟緝也在回覆請託的私函中說,「核其傳單內容雖無重大罪責,惟在偵訊時發覺其人意志左偏、思想錯誤,現正依法辦理中。」因此,保安司令部照樣將徐廷光.張紹章兩人以莫名其妙的「違反檢肅匪諜案」進行偵辦。1954年7月17日正式裁定:

  「本案被告徐廷光係村野蠻夫知識低淺,對於反共抗俄戰爭認識不清、思想錯誤,曾於1952年8月上書總統,請驅逐美國艦隊;1953年12月又上『成功論文』一篇,並請恩釋政治犯,其論文語氣與巫道邪說相似。」

 「1954年2月又上一內容相同之成功論文,並油印慶祝總統連任之傳單,意圖散發未果,雖內容係敘述打倒共匪今年絕對成功,本省人與外省人應解除仇恨共赴國難等語。」

 「其所作之函件傳單在請釋政治犯,內容固未涉及叛亂罪嫌或有何為匪宣傳之處,然在偵查中訊以對反共抗俄即反攻大陸之意見如何,則答稱『我的意思是不必反攻,要與共黨聯絡來打倒美國、蘇聯、德國後,由總統來領導管理全世界』,及訊以『中國共產黨好不好』,則答稱『與我們一樣,好壞不能批評』等語,均筆錄在卷,足見該被告徐廷光之思想意志完全錯誤左傾,應交付感化以資糾正。」

徐廷光就這樣被羅織入罪,裁定感化,算是略微顧及了行政院長的面子。至於張紹章(時年44歲,彰化縣人,住台北縣),因為「其所寫之函件都是由徐廷光口述,由他代書,並非他的意思。徐曾兩次委託他投郵,他因恐出事而暗中毀棄並未投寄。他因家境貧困,受徐廷光接濟,不得不為其代書。徐廷光既不足構成構成叛亂罪,張紹章叛亂罪嫌亦屬不足」,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裁定交保釋回。

此案也意外地讓二二八事變逮捕人犯的問題,時隔七年後又翻了出來,行政院經辦官員說,關於二二八人犯一事,據他記憶所及,「在陳誠前院長就任之後應各方請求,已飭由副司令彭孟緝將情節輕微之人大部釋放,惟未悉尚有在押及執行中與否?」因此,俞鴻鈞批示發文國防部司法行政部查復。

結果,查出一大堆名單,行政院要求清理,雖然大部分輕罪者陸續獲得保釋,不過,到了1970年代仍有二二八人犯繼續遭囚禁,其中有人被以「另涉他案」為由囚禁很久。這事後話就不離題贅述,另舉一個冒犯蔣總統的案例。

1958年1月6日,台北市一家名叫「武學」的書店,翻印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英文譯本,結果,遭到提起公訴。

《蘇俄在中國》這本書,在蔣介石統治台灣的年代裡,可是台灣家喻戶曉的大名著,當時的輿論界都將該書奉為「反共經典巨著」,而且將蔣介石另外兩本「名著」:《反共抗俄基本論》和《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並稱為反共的「三大論著」。

這些書掛的是蔣介石名字,其實,卻都不是蔣介石親自寫的,他沒有那麼大學問寫這種學術理論、實務兼具的大部頭書,而是由他指名的御用文膽集體執筆。《蘇俄在中國》就是由陶希聖等人代筆撰寫,1956年12月底出版,全名叫做《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

不過,著名的治史學者黎東方在他所寫的《蔣介石序傳》中,卻說,它雖然是由陶希聖等幾位祕書與專家執筆,但內容的大部分是蔣公所口授。黎東方認為,該書「具有外交作用的」,因為,「它把蘇俄如何侵略中國,中共如何甘心為虎作倀,以及我國政府於美國壓力之下如何委屈求全,都敘述得很詳細。」

蔣經國也吹捧說,《蘇俄在中國》一書是他父親「遭受患難、恥辱、艱危、誣陷、滲透顛覆的一部痛苦經驗的結晶」,是一部「反共十字軍的經典」。

該書分為三篇二十章,共二十四萬餘字。第一篇:「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果」,第二篇:「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第三篇:「俄共和平共存第一目標及其最後構想」。

蔣介石一生最大的職志是:「反共抗俄」,他要把台灣建設為「反共復國基地」,無所不用其極地對台灣人民進行「反共抗俄」的思想洗腦。

但是,很諷刺地,他的徒子徒孫如今竟成了其思想的叛徒。另外,在那「反共抗俄」的年代,卻有人會因為翻印他的著作廣為流傳而惹上官司,令人有點不可思議。

蔣介石署名的所有反共思想論述,主要的目的,都是為了反共宣傳、加強「心理建設」、鼓吹「革命人生觀」,以及建立「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五大信念等等,以達到鞏固統治權的目的。

在這些目的之下,民間業者斥資加以翻印廣為流傳,豈非求之不得之事,何必祭出公訴的懲戒?重點在於:偉大的領袖、民族的救星豈容輕易冒犯,他的著作代表他的精神與靈魂,那是要拿來給全民洗腦,也要向全世界宣傳的「巨著」,當然也不容冒犯。

武學書店的老板想借「反共愛國」賺錢,卻沒搞清楚這個重中之重的重點;另外有一個狀況他也沒搞清楚,那就是,蔣介石另一部著作《中國之命運》,曾經因為在美國被翻譯成英文,借以說明蔣介石是「排外」的、是「法西斯」的,把蔣介石的文宣機構嚇壞了。

後來,除了《中國之命運》一書,蔣介石指定由王寵惠另行翻譯了一次,作為「經著者同意的正式譯本」,交由一家美國書店發行之外,《蘇俄在中國》也在1956年由出任總統府秘書的沈劍虹翻譯為英文,此後,十幾國譯本的翻譯及發行全都由蔣介石的總統府一手主理。

武學書店的老板不思做個對台灣有貢獻的文化人,竟然要靠蔣介石賺錢,反而成了被殺雞警猴的倒霉鬼,一點都不可惜,可是,他可能也萬萬想不到,在冷戰時代結束後,他所翻印的那一類書都被掃進垃圾桶了。

該書局是以售賣軍事圖書著名,出事後國防部軍法局奉令對該書局進行查處,下令禁止該書局售賣軍事書籍及與軍事教育有關的掛圖。當時的參謀總長彭孟緝曾簽呈給蔣介石,建議國防部予以收購及接辦,國防部不願接這個燙手山芋,此議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武學書店事件的前一年,也就是《蘇俄在中國》出版的次年,遠在日本也發生一件《蘇俄在中國》的風波。當時在台獨運動中極為活躍的作家兼企業家邱永漢,他先於日本權威的《中央公論》雜誌發表〈勿忘台灣人〉,闡釋台灣人反蔣、反共立場及台灣獨立主張,繼而在日本《每日新聞》發表對《蘇俄在中國》一書的評論。

此事把駐大阪總領事館、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三組等單位搞得雞飛狗跳,不知如何因應,最後才決定由當時的《中央社》東京分社主任李嘉,以同業的關係跟《每日新聞》講好,在該報刊出李嘉及日本評論家清水董三兩人的文章,李嘉專門反駁邱永漢的評論,清水董三則撰《蘇俄在中國》的正面評論,才算平息這次風坡。

最後說個笑話。在那個年代,台灣的統治者長達四十餘年都是「蔣總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專有名詞,因此,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不少人曾經鬧過把李登輝總統稱作「蔣總統」或寫成「蔣總統李登輝」的笑話。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