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台灣資深新聞工作者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香港舉行區議會選舉，當時我和一些同業在那裡採訪。之後在想想論壇上寫下一篇〈台灣的「中聯辦」？〉談一些在香港的觀察所得，這裡就不再重覆。
拿這個「香港經驗」回看台灣：事實上，從二零零八年以來，中國國台辦官員在台灣的作為，已經頗有中聯辦的影子。一般媒體習慣以「向下沉，向南行」來總結，但我認為絕對不只「向下向南」。而是國台辦在短短四年間，已經在台灣社會全方面地分割、穿插，廣泛地建立關係。
對照中聯辦操控香港選舉的手法。第一，香港的基層由宗親、社團組成，台灣則是農會、漁會、水利會、合作社和鄉鎮市基層自治組織。這四年來，不管是台辦官員或者一個接著一個的省市長／書記訪問團，都把農漁產品採購當作重點，媒體一再宣傳的「虱目魚契作」，可以說是最成功的樣本。但更重要的，是台辦系統在這些基層組織中建立的人脈，讓更進一步影響這些小區域意見領袖成為可能。
第二，誠然目前還沒有具有「北京背景」者，直接進入台灣出掌重要社團的跡象。但在中國領土上的台商組織：各地台資協會和全國台企聯，實際會務都是掌握在中國籍的秘書長手上，儘管會長無一不是台商。 台商協會在零八、一二兩年兩次大選時，已經毫不避諱地動員台商返台投票。
再者，據我的觀察，在台灣內部事實上已經有一些「紅影幢幢」的社團，多半都是近年成立。他們不時在特定報紙上購買置入性行銷版面，傳播著一些很令人玩味的觀點。
更值得憂心的是地下黨員，有梁振英的例子在前，很自然會想到「台灣有沒有中共地下黨員」？說實話，提出這樣的問題並不突兀，因為在不久之前爆發的一起軍中間諜案中，確實就查獲有海軍涉案軍官加入共產黨。
第三，除了同盟勢力外。北京現在在台灣很可能已經有了直接扶植的政治人物。未來直接在台灣內部扶植政治代理人參與選舉，也同樣不是不能想像的手段。以中國的經濟實力再加上台灣賄選風氣之盛。如果有辦事處就近監控、調度，我相信中國要在縣市議員以下的選區直接培養代理人，或者控制個幾千票，拿下離、外島的中央民代，都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依照馬英九政府的規劃，兩岸互設的辦事處應該會在今年底明年初掛牌運作。二零一四年的七合一大選，恐怕就是共產黨「布局參選」的初試啼聲之作。這勢必使得民進黨的「艱困選區」更加艱困。
想像一個情況，在例如南投這樣高度依賴觀光客的縣分，選前半年，縣政府和國民黨民代、候選人合辦了「XX觀光節」，日月潭湧進大批大批的中國觀光客捧場。中國駐台代表親自出席剪綵，在講話中祝國民黨縣長候選人「心想事成」。然後他不必多說什麼，耳語部隊就開始放出：「選著民進黨，陸客走了了」......
這種情況下，民進黨不管誰出馬都很難再選不下去。
我相信由基層而中央，從鄉村到城市，與國民黨分進合擊，最終培養直屬的政治勢力。是中國併吞台灣的路線圖之一，它透過經濟收買，利用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以致於在政治道德上難以被挑剔。目前缺少的是一個前進指揮所。而我認為海協會駐台辦事處，就是這個前進指揮所。
最後，終究要回到兩岸互設辦事機構條例的攻防問題。這個案子，國民黨看似非過不可，綠營兩黨也都提了對案。對案中羅列的從普遍性探視權，乃至維也納公約入法，喊價不可謂不高。但一來，這是喊出的價格，而不是成交價，成交價勢必比它更低，因為它還會經歷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
況且，即令----這真的不太可能 ----國民黨和共產黨全盤接受綠營的版本，也不表示兩岸現狀就會這樣固定下來。因為改變現狀，吞併台灣才是中共的最終目的，其它的，對他而言，都只是過程。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國共兩黨舉行「重慶談判」，毛澤東當時甚至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但五年以後的結果是什麼呢？
你要他的面子，他要你的裡子，誰的損失大呢？
這就像我們在服裝店買衣服一樣，如果根本不喜歡，何必向店員開價？在兩岸互設辦事機構的議題上，首先要提出的問題是「要不要讓中共進來？」「為什麼要讓他進來？」我認為必須先堅持在這裡，或者至少要表明立場。在這個戰線上防守時，必須明確加諸國家安全局或法務部調查局首長的政治責任；甚至如同部分人士的建議，要求國安局向立法院定期提出中國駐台辦事處的安全評估報告。即使是秘密會議都好。
先想清楚「要不要讓他進來」，真的守不住了，才後退到第二線，嘆口氣去和國民黨議價。
在政治發展的領域裡，台灣並不是事事都走在香港前頭。香港值得台灣借鑑或者引為警惕。特別是中國如何一步一步消解「一國兩制」，以及和中國共產黨駐港人員和機構「短兵相接」的經驗，台灣要借鑑香港民主派的地方，還有很多很多。
如果今天我們去問一位香港民主派的朋友：「中聯辦應不應該離開香港？」我相信十個人有九個半都會點頭。但如果他們反問我們：「那為什麼你們要自己招一個中聯辦進來？」我們要怎麼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