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是教育工作者,曾經幹過記者、教過書、作過研究,喜歡田野調查。
邇近,正值鳳凰花開的時節,大老闆們紛紛受邀至畢業典禮演講,知名餐飲集團董事長戴勝益在中興大學畢業典禮上的一席話,引來各界不同迴響。事後,戴勝益更接受《Smart智富》訪問表示,台灣大學生起薪22K的元兇之一是「菜英文」。事實上,「菜英文」一說實在不值一駁,畢竟走俏的王品集團,倚靠的是國內廣大「菜英文」消費者;況且,為了測試王品員工之英文能力,昨日刻意至王品連鎖餐廳消費作田野,只能說戴董員工英文能力真的令人不敢恭維哩。
事實上,該對台灣22K負責的不是「菜英文」,而是政府首領馬邦伯。何以故?因為,薪資從來就是政治決定,而不是市場決定;馬邦伯雖無能,但總歸是本島首領,如果薪資水平是「政治決定」,那馬邦伯就有義務為22K的向上提升「踹共」。
資本主義總是利用經濟危機,進行市場拓邊與扣邊,讓市場邏輯不斷統攝各種本不該屬於市場管轄之人事物。因此,當30年前錢買不到的東西,早可在市場中購得,打從健康醫療、教育、法律、政治到人際關係…等,皆已淪為可販售之「商品」,這也是知名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在《錢買不到的東西》一書中,企圖拉起一道正義防線,以便圍堵不斷廣化與深化的市場。
同樣的,馬邦伯總是利用台灣經濟衰退之機,剷平兩岸市場障礙,以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姑不論馬邦伯實現其黨工老爸「化獨漸統」遺願之內在心情,端就馬邦伯那有限容量的腦袋瓜中,真以為替資本家碾平兩岸各種流動障礙,台灣即可帶來633與「黃金十年」之幼稚看來,「689」與「馬英九」這兩組詞,跟「髒字」真是差不了多遠。
去年11月,美國「富比世」雜誌即有專文指出台灣企業的勞力成本在世界主要工業國家中最低,若再根據美國勞工部統計,更可發現台灣製造業生產力的增長幅度在世界各國中拔尖,連新加坡跟南韓都遠遠落後台灣。可見,台灣工資早已扭曲壓低到世界可悲之地步。那這本該屬於勞工的沒收工資,盡數落入資本家口袋中,如此方能解釋為何台灣貧富差距不斷拉大。
事實上,工資是政治決定,而非單方面由市場決定。如同台灣22K之現象,乃是前幾年馬邦伯麾下的前勞委會主委王如玄,為了粉飾經濟崩壞,青年失業率攀升之問題,遂推出政府補貼企業22K的政策,一舉用政治力量打破工資市場的僵固性,並下拉至22K的水平。是故,22K的出現,本就是政治力量推促所致。
若從過去台灣的歷史經驗看來,威權時期的工會控管與打壓,再加上中小企業為主的碎裂基礎,在在讓台灣成了工會運動的沙漠。然而,過往雖然沒有工會運動以推升台灣工資,但卻有「調薪運動」。從1950年代至1990年左右,公部門的調薪時機,幾乎皆與各種政治危機或考慮相扣合;尤其1970年代中末期到1980年代這段政治自由化時期,國民黨屢屢以調整軍公教薪資,並且利用工商業總會等大老皆其中常委之實情,以道德勸說之壓力讓私部門薪資也能同步上漲,以此政治調薪手段,增加國民黨勝選之機會。
然而,1990年代之後,政治民主化不斷前行,資本家跟國民黨原本的主從關係轉變成平起平坐甚至倒掛之關係,國民黨軍公教政治調薪之政策買票作為,漸漸地無法波及民營私部門,再加上資本不斷往西挺進,私部門工資停滯現象,便大規模出現。再者,端就國際實情,歐美因為工會運動之故,工資並非單方面的市場決定,而是勞資談判的社會與政治決定。可見,衡諸台灣與國際實情,工資本就非單方面的市場決定,而是政治決定。
然而,台灣脈絡之下,工會運動付之闕如的台灣社會,工資成了資本家跟市場的片面決定,導致台灣工資停滯倒退,畢竟資本是以利潤最大化為本質呢?!是故,在台灣停滯倒退的工資,馬邦伯身為台灣政治領頭人,必須「踹共」。至少,台灣的勞力成本必須拉平至台灣的競爭對手南韓的水平,兩者間勞力水平的落差,亦就意味著台灣工資可以成長的幅度。
至於,資本家的反彈,並據此恐嚇台灣經濟或競爭力將受創之說,聽聽即可。端看,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ILO)成立之後,廢除童工運動開始展開,當時的各國資本家紛紛說經濟發展將因為缺少童工而崩潰雲雲,但童工早已在先進國家絕跡,但世界經濟依舊上揚呢!因此,將台灣產業低廉落後於競爭對手的勞力成本拉平,不僅不會傷害台灣經濟,更可逼迫企業尋找一套不以惡化勞動條件為競爭力來源的產業升級手段,同時,也可因為工資提升抵換而得的多餘購買力,擴大內需。
22K的兇手,不是「菜英文」;而是「馬邦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