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代活佛文物大展」思考流亡中文物保存的困境

去年十一月開始，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的「呼畢勒罕—清代活佛文物大展」從藏傳佛教裡特殊的「轉世制度」出發，透過文物展示，討論近代以來與宗教相關的歷史。借展單位包含了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國家圖書館…等公、私機構與藏家，從入口處的轉經輪模型開始，對於章嘉呼圖克圖的傳承多有著墨，在相關文物外，另外展示了遷居台灣的第七世章嘉呼圖克圖在世時與友人如嘉樂頓珠（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家族成員）、于斌樞機主教的書信。

在「呼畢勒罕—清代活佛文物大展」前，故宮也曾舉辦與西藏文化相關的展覽，如2016年的「唵嘛呢叭咪哞：院傳藏傳佛教文物特展」與2010年的「聖地西藏—最接近天空的寶藏」展，後者曾引起在台流亡藏人與援藏團體的撻伐，稱其為「西藏被掠奪文物的展覽」。究竟，在故宮展示西藏文物一事背後有什麼樣的象徵？對於我們重新審視20世紀歷史的重要性是什麼，而隱藏其中的政治角力引領我們建立起了什麼樣的自我認同與價值體系，並進而影響了今日我們與流亡藏人的關係（或沒有關係）？

「漢人」史觀中的「西藏」展

在將西藏作為一政治實體理解前，得先了解在宗教與政治緊密結合下，西藏與中國所建立起的特殊外交關係：「檀越關係」（mchod yon）。

在夏格巴‧旺秋德丹（W.D. Shakabpa, 1907-1989）所撰寫的《西藏政治史》（註1）當中，提及此一關係是宗教為世俗提供引導，而世俗為宗教提供世俗事務上的協助。第五世達賴喇嘛在1653年與順治帝訂立了雙方的檀越關係，此後康熙、雍正、乾隆皆有進軍西藏的紀錄，在宗教意義上有著世俗君主協助穩固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政教合一政權的意涵。直到二十世紀初現代化的民族國家概念興起，與清帝國的結束，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宣布西藏與中國間檀越關係的終結。

（註1：Tibet：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此後西藏雖試圖與中國政府建立起如「檀越關係」般的關係，但雙方多以無效的溝通作結，如1928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派員前往南京會晤蔣介石後，僅重申檀越關係的建立對於西藏選擇擁護國民政府政權一事的重要性；1936年國民政府派遣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做床典禮，並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但由於事前未與西藏政府商洽，此一機構的合法性有待商榷。

考量當時的國際情勢，從幾場演講所留下的演講稿，即可看出國民政府對「西藏」、「西藏政權」、「藏人」、「藏民族」的態度：孫文提出借鏡於美國，建立起以漢族為中心的中華民族，組成新的民族國家（註2）；蔣介石認為中華民族由多個「宗族」組成，本來就是一個種族與體系的分支，當中包含了藏族與漢族，並從此衍伸出「漢藏一家」的說法（註3），實際上則是否認了民族間的差異性，並將漢民族之外的族群以待改造的次等國民視之。

註2：〈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1921.03.06）

註3：見其著作《中國之命運》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CL-001687990/reader

如果從蔣介石的觀點出發，做出修正，將藏族視為一獨立的民族，相對應而出現的「漢族」所指的又是哪一個族群？

清帝國時期，「漢族」原是相對於「滿族」的概括性稱呼，用以區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20世紀以後，受到國際上民族思潮的影響，「漢族」在中日戰爭中成為凝結民族意識的用詞，實際上則如同「中華民族」般，是借用歷史上的族群名稱所創造的新名，隨著國民政府遷台與國語運動的推行，「漢族」、「華人」認同才逐漸成為台灣人過往以家族及地域出發的認同之外，另外一種族群認同選擇。

故宮隨國民政府遷台前接手了清帝國的皇室藏品，目前隸屬於行政院，與職掌文化相關業務的文化部同屬於二級行政機關。回顧故宮創立的歷史，不難想見背後所延續的特定族群史觀，但對今日的台灣社會而言，漢族史觀是否適用？展覽作為文化交流的一種方法，重新審視從該史觀出發而與藏人建立起的關係，則是迫切的課題。

西藏文物交易市場

在故宮之外，西藏文物透過收藏、拍賣與跨國交易，發展出綿密的經濟網絡，台灣，正位於網絡的重要樞紐上。

早在2008年的天珠熱潮之前，西藏文物的跨國買賣便已粗具規模，90年代時，隨著中國市場的改革開放，與普洱茶、中國骨董的交易，一起成為台灣商人及藏家的座上珍寶。近年來，隨著中國文化政策上的變化，中國政府除了加深對於其他民族的箝制與「漢化」的力量外，也透過地方美術館及博物院所的興建，向下紮根並凝聚起新「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在此之下，「展覽」實際上已經成為統治者宣傳自身價值並且建立起統一戰線的工具，而新場館的展示需求，也促使著中國商人們向外尋找足以展示中國大一統的異族文物，以此做為「邊疆」地區，如西藏，自古以來隸屬於中國的證明。在中國經濟崛起的浪潮中，90年代從中國來到台灣的文物，逐漸西移……。

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藏人們漂泊海外，在印度、歐美等國都有聚居地，流亡時從西藏攜出的傳家文物，也隨之散落世界各地，成為流亡藏人們手頭困窘時少數得以出售、維續生活的資產。90年代初期隨著改革開放，中國與尼泊爾邊境略微鬆弛的三、四年間，也使得西藏境內的文物加速流向世界市場。少部分流亡藏人在取得自由移動的能力後，往返於四川、尼泊爾、不丹、拉達克、歐美等藏人聚居地，收購文物，再轉售給以中國人為主的藏家們，文物或成為中國的博物館藏品，晉身展示新中國疆界與宣示中國國族認同的一員。

在缺乏文物保存概念與機制，保存環境受制於擁有者私人經濟狀況的情況下，隨著藏人流亡而四散的西藏物質遺產的未來著實令人擔憂。而造成此一困境的，是迫使藏人流亡的政治環境、流亡中貧瘠的文化教育資源、或是為文化標價的商人？流亡藏人正透過販售文物，參與了扼殺自身文化的行動。

借鑒「藝術銀行」，一個可能的解套方法

在印度的流亡社群當中，有許多行之有年的保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機構與行動，但文物囿於難以創造符合保存條件的場所、專業技術人員的聘僱與培養皆需大量經費始得維持與運作，在資源稀缺，人員經常跨國移動的流亡社會裡難以被實踐。如何能建立起有效的文物保存及管理機制，為文物的所有者、共享文化的流亡社群創造得以永續經營的環境，進而建立起自身的觀點，在國際平台上發聲，或許可以參考「藝術銀行」（Art Bank）此一機制。

藝術銀行通常是獨立運作的組織，透過向藝術家購藏作品，再租賃給需要展示或擺設藝術品的個人及團體，為藝術家提供進入藝術市場之外，取得維持創作與生活所需支持的管道，也為大眾提供經濟門檻較高的藝術品購藏之外，另一種裝飾私人空間的選擇。作品可供短期租賃與更換的特點，同時提供公共場所裝修的新方案，機構透過向承租方收取租金營利。目前在加拿大、澳洲、英國、挪威、日本……等國家都有自己的藝術銀行。

最早的藝術銀行是成立於1972年的加拿大藝術銀行（The Canada Council Art Bank）。初衷包含了改善文化工作者的生活條件、使民眾有更多機會接觸自身文化並刺激當地的文化環境等。在經歷近半世紀的組織規劃調整後，營收穩定成長，2013年的總收入達十五億五千八百萬美金。

考量到地方與社會的特殊性，雖無法直接複製加拿大藝術銀行的成功案例，但將租賃的藝術品代換為西藏文物，以租賃創造收益的運作方法，提供了將文物長期保存於流亡社群當中，向國際推廣文化、進行教育，同時回饋社群的可能方法。而1960年代以後，世界各地博物館對於展示西藏文化的強烈興趣與需求，也為機構後續的運作及發展提供了可能性。文化不僅僅是維繫族群的重要部分，透過跨國的展演策略，也可以是開創外交對話空間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