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歷史】青年自覺運動的操作與迫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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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台灣大選出現好幾項新紀錄,其中備受國內外媒體矚目的,除了總統當選人得票數創記錄之外,就是青年蜂湧而出創下投票率新高,讓不少國家的媒體頗為驚艷並稱羨不已。

有一些評論分析,青年選票之所以會出現空前踴躍,是被「亡國感」、香港反送中抗爭,以及中國國民黨的墮落催發出來的,無論哪一種因素或綜合性的因素,人們看到的是機場、高鐵站、台鐵站、客運站湧現的青年人潮,看不到的是從社會每一個角落走出來擠爆投票所的青年族群,予人感動的情景猶勝2004年228的「百萬人手護台灣」活動,堪稱為兩個世代青年「抗中保台」的「台灣青年自覺運動」。

「青年自覺運動」對1960年代的青年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詞,在他們的年代也曾有過一個不同的「中國青年自覺運動」,那是蔣家王朝時期由殖民統治者主導、操作,發現有失控之虞後又以整肅、迫害遏阻,純粹為了鞏固統治正當性、對青年進行意識形態洗腦的八股運動。

那次以政治迫害收場的運動,是從1963年5月18日起頭的,兩天後,台灣大學的團派青年出面發起「五二〇青年自覺運動」,幾個月後卻捲起一片風潮。

那是甚麼年代?正是蔣家王朝雷厲風行濫施白色恐怖,三不五時都有人遭到冤錯假案槍斃的年代,軍事戒嚴控制下的學府絕不容許任何風吹草動的情況下,尤其大肆掃蕩台大、師大的「四六事件」才息幕十三年,因此,「五二〇青年自覺運動」剛開始還未受到太大的重視。

當時的社會背景是這樣的:1960年9月,蔣家王朝嚴厲整肅《自由中國》事件;1961年12月,美援對中國國民黨政權的贈款方式結束,改採貸款方式,蔣家王朝面臨經濟困窘;1962年1月底,中國國民黨政權為了鼓動「反共文學」、「愛國文學」,從軍中開始擴大推行「新文藝運動」;緊接著,警備總部延續「肅清匪諜」任務,在1962年3月發起「反共自覺運動」。政治上是呈現既肅殺又要強化思想建設的緊繃氛圍。

社會上也毫無鬆綁的跡象,1962年9月,中國國民黨政權下令警察機構,全面取締惹火的歌舞表演,即使只是穿比基尼也在取締之列;但是,隔月台灣開始進入電視時代,台灣電視台開播,中國國民黨政權卻同時宣布要實踐「革新、動員、戰鬥公約」,從思想觀念、人民起居生活、公私部門的業務執行及企業生產技術等等方面,都必須實踐革新動員戰鬥的要求。

在文化上與世代唯一有關的,是李敖發表〈老年人與棒子〉的文章,要求老年人交棒;隔年(1962年2月),他又掀起中西文化論戰,那是對新、舊文化交替的一次不小的衝擊。

這種背景下的台灣社會也正面臨亟待轉型的困境,同時出現人口成長、青少年犯罪、就學就業、居住需求等問題,大學校園則在極權統治監控下風氣十分壓抑,對於國家社會的態度高度消極。

這時,旅德返台的法律學者俞叔平受邀到台大,1963年4月做了一場〈遊德觀感〉的演講,他強烈批評台灣校園的風氣,也批評當年「以留學為光榮的觀念是十分錯誤的」、「為了留學而留學,而讀書,是錯誤極了」,對於台灣社會風氣,他的批評也很尖銳,指責「台北還有很多酒家,酒家女郎是商人麻醉公務員的麻醉劑,在辦公室裡談不了的事情,在酒家一定可以解決。」「那些轉彎抹角,鑽營奔走,為獲得一官半職不惜犧牲自己的人格,....。」

4月底,中國國民黨黨營的《中央日報》,認為俞叔平這篇演講很符合實踐「革新、動員、戰鬥公約」的宗旨,就將整理稿發表在副刊,雖然獲得不少共鳴,但沒捲起風潮。到了5月18日,該報又刊出美國留學生狄仁華撰寫的〈人情味與公德心〉,指出「臺灣的中國人有人情味,但缺乏公德心,並以實例說明,像排隊不守秩序、在禁止抽菸場所抽菸、考試作弊....。因此,他以一個外國人身分,希望中國青年發起提高公德心的運動。」

〈人情味與公德心〉發表後隔兩天,就有臺灣大學學生站出來響應,以「我們不是頹廢自私的一代」口號,推動「臺大學生自覺運動」,並在校園張貼大字報,號召提高大家的公德心,摒棄自私的心理。並高倡「要自覺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自覺,必須要隨時隨地抱著吃一些虧的觀念,必須時時為別人設想,必須是不隱諱的檢討和改進自己的缺失!」

由於蔣經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介入,「臺大學生自覺運動」很快便蔓延到台大校外,全國大學學生由團派帶動開始熱烈響應,擴大成為「中國青年自覺運動」。連獨裁者蔣介石也適時提出三自(自强、自立、自動),五守(守時、守分、守法、守信、守密)的口號,號召青年學生隨時隨地、自動自發的遵守實踐。

又過了一個禮拜,各級學校更受命以簽訂公約、相互勉勵來推動這項自覺運動。臺大學生所訂定自覺公約是:努力用功,熱愛國家;建立公德心,培養崇高人格;重視應有的禮節;嚴守信用,嚴守時間;愛護榮譽,面對責任。其他學校的公約也都類似。

初期的自覺運動主要是以提高「公德心」為主軸,青年學子走出校園推動諸如環境衛生、公共秩序、扶老護幼等等的活動,國內所有媒體也擴大報導協助宣導,這在新聞自由受到嚴酷管控的年代,如非受到統治當局的許可是絕難辦到的。至於台大社團刊物《新希望》內容更是以該項運動為重心。

過了二、三個月後,運動的熱潮開始衰減,長年在中國國民黨政權「愛國教育」、「反攻大陸」思想洗腦與禁錮的青年,對這項運動漸感疲乏,這時的社會外在環境正有一股不一樣的風潮興起——作家瓊瑤的浪漫愛情風、演員凌波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俊男美女風,吸引並轉移了整個社會的關注焦點。

蔣經國的反共救國團以「青年不能只有五分鐘熱度」為號召,聯合北區十七個大專院校,發動760多位青年聯署籌備長期推行運動的組織,1963年10月27日成立《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委員會》,各縣市也成立分會,在救國團經費挹注下擴大舉辦各種社會服務活動,並由總會支助經費發行《中國風》、《民族魂》、《駝鈴》等等運動刊物。

該會成立之前,中國國民黨政權與日本之間發生一連串的爭議。同年8月20日,日本通過貸款方式決定幫中共籌建一座人造纖維工廠;9月18日,池田公然向美記者宣稱,「中華民國沒有希望光復大陸」;中國國民黨政權於是發動羣眾到日本大使館抗議示威;接著又發生中共訪日科學團團員周鴻慶投奔自由,日本計畫將他遣返中國,中國國民黨政權再度在11月發動全台青年學生推行五不運動:①不買日貨;②不看日本電影;③不聽日本音樂;④不閱日本書刊;⑤不講日本話。這些事件發生後,自覺青年在中國國民黨政權抑制下仍有部分參與。

此時《中國青年自覺運動》的運動方向已經產生變化,中國國民黨政權將其導向以強化中華民族主義、愛國思想的框架,因而引起各種運動走向的檢討與論辯,主流媒體上也出現不同論點的筆戰。台大社團刊物《新希望》面對這種論戰,則明顯向官方的框架挑戰,也不再針對個人道德進行反省,而開始擴及民主、自由的議題。

中國國民黨政權很快察覺這種變化,適逢該黨11月召開九全大會,便在黨內首度增加十多位青年代表作為樣板,宣稱對青年的重視與培植,但也定調大會中心議題為「反共復國總體戰」策略,通過籌組《中華民國反共建國聯盟》,不但宣示了不容違逆的政策方針,也預示了這項如果出現失控現象將被終結的結果。

果然,中國國民黨政權不久便展開釐清路線的整肅,第一個對象是《新希望》這份刊物。《新希望》向官方框架挑戰犯了嚴重的禁忌,它後來開始進行擴張計劃——強化並擴大編輯群、廣徵台大以外的學校聯絡員,遭受台大校方多次糾正;更要命的,就是大膽觸碰極權政權當年的痛腳,刊登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的文章與介紹羅素的反核戰和平思想,終於遭致強制停刊的命運。

後來兩年,《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委員會》也慢慢發生質變,幹部改選輪替、熱情消退、成員退出自行發展....等等,都促使整個《中國青年自覺運動》走向尾聲。

最終,蔣經國下令青年反共救國團終止對《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委員會》的經費挹注,並不再支持動員,經費與組織動員兩缺,該會形同瓦解,緊接著,該會原本由救國團提供辦公處所也被掃地出門,所謂的《中國青年自覺運動》因而曲終人散。

然而,中國國民黨政權奴化台灣人民的洗腦工作並未停歇,它在1966年所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國家機器接續著強力推動。另外,由《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所激勵的青年,仍在自由民主思潮中不畏極權管控而奮力地探索出路,極權政權為了滅火,竟然羅織了《統中會》進行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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