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太陽花、雨傘、反送中，這三場台港近年來規模及後續效應超乎預期的社會運動，都屬於一種罕見的社會運動類型，其特點在於未預期的爆發、大規模而且密集的參與、有深遠影響的後果。社會學家認為，某些特殊的抗爭事件，在行動當下或許成敗未知，但若由後見之明觀之，這些事件將會徹底扭轉既有的政治格局，開啟前所未有的行動可能性。他們將其稱為「翻轉歷史的抗爭」。
發生於台灣與香港的這三場運動，更有其社會脈絡下的特殊之處。華人文化向來服從政治權威，為何會上演這般高度衝擊性群眾抗爭？這幾場抗爭的成功機率幾乎為零，兩地參與者為何會參與一場看似不可能成功的行動？公民團體與政治人物都在這幾場抗爭中被邊緣化，太陽花與雨傘的運動領導者甚至是學生，我們要如何解釋這種不尋常的運動領導者？如此大規模的集體行動，究竟是如何產生，並且長期維繫？
運動素人vs.有經驗的參與者
大規模的抗議通常會吸引到一些先前不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前來參與，但這些首次參與者在運動中的機會不多，不容易從事某種程度以上的策略決定。有研究指出，儘管當代的佔領運動往往強調無領導、自發性、水平運作（horizontal）等說詞，但實際上整個運動仍「高度依賴密集投入與有經驗的參與者」。在臨機應變之中，有經驗的運動者往往可憑藉過往的經驗，以及他們對於運動網絡的熟悉，來應付新浮現的運動情境。在部分運動後出版的口述史與見證文章中可以發現，很多台灣與香港的首次參與者通常參與的是某些志願性的服務工作，例如垃圾清運、食物分發、手工藝創作等，但很少介入更高層次、或涉及決策的臨機應變。
有經驗參與者經常會隨著局勢演變，獨立調整自己因應的策略。舉例而言，太陽花運動到了第五日，中台灣的學生運動成員不會再調度遊覽車、動員學生北上，因為他們知道現場已經有足夠的抗議群眾，他們反而將注意力移轉到其他行動，以不同方式支援，例如在中南部各地舉行演講活動。有一位豐富經驗的香港學者表示他知道學生領袖壓力極大，因此，他也隨時在調整自己臨機應變的方式。剛開始幾天，到處都在謠傳警察準備動用橡膠子彈，參與者心生恐懼，他便與其他教授組了一個「擋子彈組」來作學生的後盾。後來，他發現學生很難跨出金鐘佔領區之外，所以特意邀請學生代表來旺角與銅鑼灣的街頭教室，以建立他們與當地參與者的聯繫。又過了一陣子，泛民議員與佔中三子要求學生及早退場，他因此籌組了一個公民團體的聯盟，幫忙學生在五方平台抗拒這些壓力。
有時候，這些彷彿默默無名的領導者宣稱自己「素人」或是「鄉民」，是非常具有誤導性的說法，因為他們的經驗往往比一般的參與者更為豐富。在台灣，促成三六二一團隊背後的主事者口頭上常說自己是「新手」，因為他只有在太陽花運動之前半年才算真正有參與社會運動。然而，這位「新手」實際上是PTT的活躍分子，參與超過十年，負責管理的論壇有超過八十萬使用者。同樣地，香港的「暗角事件」促成了追討警察暴力的運動，這當然是與意外的攝影紀錄有關，但當事者的背景也是個重要關鍵。曾健超之前就是學聯的幹部，也是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社工人員，還曾以公民黨名義參選。99曾健超的運動網絡使得這起事件更容易激起群眾的同情支持，有助於促成雨傘運動期間另一個衍生出來的運動。
總之，參與者在運動中能扮演的角色與其過往經驗、能力與個人網絡密切相關，臨機應變不應被視為門外漢的即興表演。因此，一場表面上看來是群眾自發而成的立即反應，實際上很可能是經驗老道運動者的默契與共同協作，他們熟練到足以在當下採取最適切的判斷，但又不夠有名，讓主流媒體因此忽略他們的存在。
長期以來，社會運動研究的工作是關注、說明運動者實際做了什麼，以促成其設定的目標。隨著社會運動在當代成為可預期的例行現象，研究者也傾向將社會運動視為某種組織主導的行動。因此，研究重點轉向側重運動領導者的決策，探討他們如何運用動員網絡、掌握政治機會、構框共同的民怨、採行抗議劇碼等。
近來，世界各地頻頻爆發翻轉歷史的抗爭，迫使我們需要開發新的概念工具，以理解這些少見、但影響深遠的抗議行動。在台灣與香港，如果沒有基層參與者的匿名、創新與勇敢的貢獻，是不可能出現如此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眾多公民自願採取了這些利他行為，不只是構成了整個抗爭過程中最感人的故事，也挑戰了傳統的領導者與追隨者之劃分，因為這些自發性的參與者並非接受上級領導指揮，而是依據他們自己判斷行事。認為這些參與者是被動員號召而來的看法並非完全正確，事實上，也沒有一個組織有這樣的本領，能夠促成如此龐大的參與。更準確地說，這些參與者實際上創造了一場屬於他們自己的運動。一位台灣運動者描述他的特殊經驗：
這十年來，我真的是沒有看過這樣的社會運動。不是規模而已，是那種自發跟自由，任何人只要覺得這個運動現場現在需要什麼、缺什麼，他可以提供什麼，他就來做，沒有人授權他，他沒有問過誰，也沒有人組織他……有人就從地上的群眾裡站起來，他變成物資組管理者；看到很多人丟垃圾，有人就站起來找其他人，就成立了一個垃圾站。這些人與我們原本定義的運動主體，一點關係都沒有。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或是從哪裡出來的。事實上，這些問題一點也不重要。
在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期間，到處都可看到這些沒有事先規畫的策略回應。臨機應變滿足了多重的需求，也有不同程度的創新性，在運動領導者沒有能力與意願處理這些事務時，及時滿足了佔領現場的各種不足。持平而論，要供應如此龐大、長時間的佔領的各種需要，早已超過任何一個運動組織的能力範圍，無論其事前是否準備充足。這種去中心化的協作具備了迅速、彈性與有創意的優勢，也成了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
.jpg)
然而，臨機應變不能解答所有集體行動所面臨的難題。大部分的社會抗爭無法促成這種自發支援的湧現，因為多數抗爭並沒有激發成為一種直接面對政權的重大對決。有時候，個別抗議者更在意他們所追求的主觀參與，而忽略了運動現場的客觀需要。隨著參與者的能力與背景不同，臨機應變有相當多元的形態，因此，強調每個人都是運動裡的「超級公民」、都一樣重要，雖然可以激發參與的意願及士氣，但並非符合真實的狀況。
同時，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不同的結局，也突顯了臨機應變所帶來的不同後果。台灣運動者能夠執行有秩序與和平的退場，並且聲稱取得某種勝利，是因為他們的臨機應變是在不具有內部緊張的情境之下進行。相對地，雨傘運動後來深陷於領導者遇事不決、參與者氣力耗盡、內訌紛亂等困境，部分也是因為缺乏互信的臨機應變。換言之，除非運動參與者有先前的共識，臨機應變才比較有可能促成合作，帶來實際的運動支援。
作者：何明修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9 年12月25日
＊本書英文版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榮獲中研院第八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