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創造約四億人口的中產階級,也使其他數億人脫離赤貧。這件事還在進展中,但無法排除事情倒退的可能性,有夠多的中國人仍然記得過去絕大多數人有多貧窮,而且幾乎沒有機會脫離貧窮—畢竟,今天成年人的祖父輩絕大多數在當年是封建社會的農民。這讓黨有多一點時間處理問題;但是如果黨不能盡快縮小財富差距,最後,來自「非趙家人」(按:源自名作家魯迅一九二一年小說《阿Q正傳》書中的一句話:「你以為你家財萬貫像趙家嗎?」這個典故自二〇一五年開始出現在中國網路上,今天提到「姓趙或不姓趙」,指的是富人和窮人)的憤懣將會與日俱增。
政府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人口老化。當然這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但由於「一胎化」政策,在中國就成了極特殊的問題,中國的人口老化遠比其他國家來得快。不到十年之內,老人人口將從兩億人增加為三億人。政府對人口結構如何變化做好準備了嗎?它的經濟政策依賴的是年輕和充足的勞動力。就比例而言,這個能夠就業的人口──也就是納稅人──將逐漸縮小,而提供老人照護的財務負擔將會增加,使得經濟進展陷入危機。
還是一句話:解決方案並不清楚。有一個選擇方案是把退休年齡提高五歲,但這只是把問題往後推延,同時又創造新的問題:教育體系產生出來的大學畢業生也需要就業機會;失業和缺乏升遷已經造成困難,如果老一代再延後退休,問題只會更加惡化。另一個替代方案是確保社會服務能夠提供退休年金,並且放棄「一胎化」政策。中國政府已經在二〇一五年放棄「一胎化」政策,但仍在想方設法籌措退休年金財源。
這些都是漢族內部暗潮洶湧的眾多分歧,如果更加惡化,將全都對政府構成潛在的危險。當局如果要維持經濟政策在軌道上,並且羈縻住邊疆地區,就必須維持住對中原的控制。他們的解決方案是,控制住資訊的流通,防止異議思想散布,制止反對勢力鞏固。他們必須分而治之,才能維持統一;因此在網際網路時代,中國的防火牆長城應運而生。
如此一來就產生了矛盾的政策:一方面要壓制資訊,可是同時又要創造活潑的經濟,它們卻愈來愈以全國之內及與外在世界擴大資訊交流為基礎。在網際網路的早期階段,對於費盡力氣保護自己是中國唯一權力和資訊來源的政府而言,並不是問題。由於上網受到限制,因此所有的國內大眾通訊都被國家控制,數量有限的網路咖啡廳或能連線上網的大學很容易就能監控、或透過電子方式予以監視。二〇〇五年時全國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能夠上網,如今上網人數已經占百分之五十,而且還繼續上升中。換句話說,中國網民約為七億人,相當於全球上網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這就難以控制了。
把中國人民從數位上與外在世界切斷,要比分化他們來得容易。外界所謂的防火牆長城,在中國稱為「金鐘罩」。這個朝向外界的防火牆意在保護中國人民不受民主、言論自由和通俗文化的有害思想影響。雖然有些虛擬私人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服務被設計用來「翻牆」,但絕大多數中國人不能上《時代週刊》、Dropbox、《經濟學人》週刊、臉書、YouTube、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西藏郵報》(The Tibet Post)、挪威廣播公司、《世界報》(Le Monde)或色情站(Pronhub)等各式各樣的網站。
同時,國內的防火牆是為了防範可能的政治網絡,並將發生的事件侷限在國內某一地區──譬如新疆──而和其他地區間隔開來。黨特別擔心社群媒體被用來組織志同道合人士可能在公開場合集會示威,而造成動亂。
羅吉爾・克里彌斯(Rogier Creamers)是荷蘭列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專門研究中國法律和治理的研究員,也是世界頂尖的中國網際網路專家。他強調外在世界並未完全理解中國政府對待數位革命的態度:「我要這麼說,相對於我們透過玫瑰色鏡頭看待網際網路,以為人人都自由,享有資訊自由和民主等,中國則抱持相當懷疑的態度。他們認為新科技將有新後果,而我們必須處理這些後果。當中國人談到『網路安全』時,他們不只說科技完整(保護實質系統,如電線,不受損害)或網路犯罪,他們指的也是網路科技可能扮演傷害經濟和社會安定的整個角色。因此,類似網路謠言等東西,我們可能不覺得是網路安全問題,但他們卻很當一回事嚴重看待。
中國有自己版本的谷歌、臉書和推特這類公司,名叫人人網、百度和微博,但它們受到嚴密的監控。新聞檢查的程度視區域而不同;譬如在西藏和新疆,防火牆既高又深。上海大學生使用虛擬私人網路翻牆接觸被禁的外國新聞來源,可能沒事,但在新疆維吾爾人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的大學生,就可能被邀請到市政府公安局去討論這項技術。國家機關有辦法追蹤誰使用虛擬私人網路、做了什麼,政府要知道一切內情。儘管知道有些國內公司及外資公司、甚至某些個人,為了生意關係利用此一技術,但通常故作不知。二〇〇九年,維吾爾運動成員利用了臉書,此後這家公司在中國持續遭遇法律麻煩,可以追溯於此。
到了二〇一三年,一連串新創媒體平台發現網路所蘊藏的商機,某家平台變得十分熱門,卻惹火燒身,遭到取締。譬如,二〇一五年八月,新創新聞媒體「端傳媒」(Initium Media)在香港創辦。開台後一星期,天津一家化學工廠發生大爆炸案,端傳媒的記者設法突破安全屏障,發現有一百七十三人死亡,後續又報導工廠主人有高層政界後台。幾天之後,未經公開宣布,端傳媒遭到封殺、不准在中國大陸傳播,公司被迫改變商業模式,致力開拓海外中國人市場──相對而言是很小的市場。
二〇一〇年,中國當局特別緊張,因為智慧手機成了炙手可熱的商品,人手一機,人民有能力每週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快速、方便傳送資訊。克里彌斯指出,領導階層採行若干政策和規定,將社群媒體推向私人範疇。「譬如,它設法讓微博平台變得不受歡迎,微信則大受推廣。為何這麼做?因為微信並非公共平台:如果你和聊天群組分享訊息,它並不會被極大多數人分享,能分享的又很慢。這使得它容易監視──所謂的分而治之。」
中國新的網路安全法在二〇一七年正式通過立法程序,可以譬喻為建立了比以往更高的牆。這項法律號稱要確保「數位主權」,它包括典型的「無所不管」法令,由黨來詮釋一切內容。譬如,如果某家外國公司涉及中國重大的資訊結構,它必須把所有的資訊儲存在位於中國境內的實體資料庫裡。何者構成「重大」,則未清楚界定。政府可以調閱這些資訊,而且若未經情報機關檢查通過,就不得送出中國。外國和本國社群媒體公司必須保留所有使用者的登記資料,並追蹤及記錄他們的上網活動至少六個月,而且要準備好,若是政府要求,就要交出這些資料。法律文字十分寬鬆,因此理論上任何在中國設立辦公室的外國公司,都可以被要求儲存它有關中國境內任何中國人的任何資訊。公司也必須同意,積極協助政府調查其所儲存的資訊。
這一切都很花錢,國內公司寧願把錢花在其他項目上,外國公司則可能抗拒。資訊科技和新興科技公司另外也可能擔心它們的「智慧財產」會有危險,或許決定改到比較友善的商業環境投資。固然理論上這可以騰出空間給國內公司發展,但它們實際上卻因資訊和思想自由流通受限而受到傷害。即使在法律制訂前的二○一六年,《華盛頓郵報》報導,根據中國美僑商會的調查,五分之四的會員公司因官方對網際網路的法令規定和內容檢查,他們的生意遭遇負面影響。
克里彌斯形容黨就是「終極風險管理公司」,持續不斷搜尋地平線上是否出現任何政治不穩定的蛛絲馬跡。他認為網際網路剛傳入中國時,當局花了好幾年才搞清楚要如何處理它,現在他們很清楚重點要擺在哪裡。「政府發展出來最重要的戰術是,防堵有組織的反對勢力,他們不會允許交叉利益形成。他們相信必須將人民分隔,防止人民因階級、地理或其他種種界線組織起來。傳統的媒體的組織方式使它們受到限制;譬如,鋼鐵業的專業報紙只能報導有關鋼鐵的消息,省報只能報導省內相關消息。因此,即使一個媒體出岔錯,損害也有限。但網際網路卻打亂了這種模式。近代史上第一次,中國個別人民可以接觸到大眾傳播工具,有好幾年時間,網際網路有如脫韁之馬。有些人認為政府慌張了,我倒不覺得,我認為他們很清醒,掌握一切訊息。」
習近平很清楚他因壟斷權力面臨的風險愈來愈大,於是親自領導改革中國的網路政策,下令制訂政策的小組直接向他負責。習近平認為,傳播無遠弗屆是潛在的威脅,因此新聞檢查要從上開始。習近平是中國第一個上台當家時就很清楚網際網路潛力的領導人。從二〇一三年掌權以來,他都親自督管中國對內及對外一切的網路策略。所有涉及網路業務的政府機關全都直接向他領導的小組報告。他運用這個權力,不僅設計政策,也協助創造「個人崇拜」。黨已經通過賦予他「核心領導人」的頭銜,使他躋身只有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神殿,意味著幾近絕對權力的地位。這位核心領導人的臉孔現在出現在中國每個角落,從大招牌上、辦公室中、各地觀光客商鋪販售的數百萬商品上,從北京到上海、到萬里長城,一直瞪著你。
書名:牆的時代:國家之間的障礙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
作者:提姆・馬歇爾(Tim Marshall)
譯者:林添貴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日期: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