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看不見的農會

書名：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耕地的人，另一種生活想像
作者：綠妖 
出版社：圓神 
出版日期：2017/06/01

看不見的農會

幾乎所有剛接觸台灣農會的人都會被它複雜精巧的結構迷住。

的確，農會輔導的產銷班，除了方便推廣技術，更形成血緣之外的情感連接。我親眼目睹果樹產銷班開會時其樂融融的氛圍；家政班除了與時俱進地教披薩、蛋糕的製作方法，也組織大家學跳舞，下課後姊妹們還可以聚餐聊天；而培養農業接班人的四健會，以「老會員帶新會員」的理念，培養出有組織能力、有責任感、有領導能力的高中生、大學生。凡此種種，使埋頭種地的農民，以多種組合方式、公共活動聯結，而使農村隱隱擁有精神上的凝聚力。

但又有另一個農會。

採訪楊儒門時，他冷笑著說：「台灣的農民談到農會都會講得很難聽。」問及台北的朋友，她的第一反應是：「農會不都是地痞流氓嗎？」他們給了一個稱呼叫「樁腳」—「我把錢給你，你把農民搞定，統統投給我。樁腳再去下放利益給農民。它的說法是很美麗的，但其實是為了選票。這個在民主化過程中是很可怕的。」

僅二○一三年三月，就爆發了兩條農會賄選新聞。台南善化農會為爭取總幹事，「兩大陣營均傳出賄選」，五名樁腳被羈押（蘋果日報）；屏東農會選舉傳出賄選，一票三千，兩名樁腳被偵訊（中時電子報）。而早在一九九三年，《天下雜誌》就做過「兵家必爭金樁腳」專題，「平時作業，戰時選舉，動輒擁有上萬名社員、數十億存款的信用社與農漁會，每逢選戰，便成了權力角逐的磁力場，各派人馬，蜂擁搶奪這群大樁腳⋯⋯」

農會之樁腳功能，堪稱聲名遠揚。

兩個農會，口碑為何有天壤之別？

老農常提起農會，而年輕人較少提及，這是否說明，它的影響正在式微？

而更大的問題是，採訪的農民，無一人走農會的共同運銷賣農產品，「我們講那個是鬼市」。

問稻農為什麼會參加稻米比賽，他先說，有趣呀。然後手一揮，「都有啦。以後你要做什麼，它（農會）也肯幫你。說沒有是騙人的啦。每個地方都一樣啦。」這段話，透露出的讓人吃驚的資訊是，因為農會掌握大量資源，它變成一個需要農民討好來交換資源的組織──一個行政機關的面目。

農會猶如一架龐大的、錯綜複雜的機器。一九五三年重組農會時，設定其為多目標複合型結構組織，最初是為了多角度服務農民，以使農民加入農會後，「只需專心努力於田間生產工作，其餘貿易、資金、技術，乃至損害賠償，農會均可代為解決。」

目前來看，資金、技術、損害賠償，農民都能從農會得到較多支援（代價是農會壟斷大量資源，沾染行政機關氣息），「幫農民銷售農作物」一環節，並不盡如人意。

採訪到的十幾位果農與菜農，幾乎沒有人走農會共同運銷。問他們，梨農含蓄笑笑：「我們不敢依賴農會。有些區域，農會作用大，他們會去輔導農民。但我們中部，水果太多。它不知道輔導哪一種。新社以香菇為主，而且只有中部有香菇嘛，其他地方沒有嘛。它就以輔導香菇為主。」種枇杷的農民說：「到果菜市場拍賣，價格像跳水，今天賣兩百，明天可能就二十，我們講那個是鬼市。」一位菜農則說：「拍賣市場價格起伏很大，沒貨時是天價，有貨變垃圾，有時當垃圾丟掉還沒有人要。」—這最後一句「垃圾」，由給土地燒香、辛苦侍弄農產品的農民口中說出，頗為沉痛。

而大部分農民敦厚地沉默，被問到「為什麼不跟農會合作」時，會笑笑，然後默默地把水果賣給自己熟悉的大盤商。

新社農會在二○一二年七月分，共同運銷賣掉蔬果十噸。這個量是什麼概念，在產期，一個枇杷產銷班一天的總產量就有好幾噸。十噸，大約是一個班三、四天的產量。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的陳世芳在兩千年做過一個調查，針對台中區包括彰化縣、台中縣、南投縣、苗栗縣一百零五個葡葡農戶的銷售方式進行調查，其中農戶賣給到產地收購的盤商占最多，有四○％；委託行口代賣，三三％；直銷，一二．四％；參加農會或青果社的共同運銷，僅占五％。

「近十年來蔬菜共同運銷量占批發市場總交易量雖有成長，不過只維持在一六％到一七％左右，青果共同運銷僅停留在一○％左右，成長都很緩慢。」

共同運銷系統，由政府輔導成立，意在調節供需，降低農作物運輸成本，保障農民收益。在消費地，它有各級批發市場；在產地，有農會的小貨車每天逐戶收集，且有成熟資訊系統。

當日大部分農作物的最高、最低、平均價、漲跌和交易量，都會即時在網上、媒體播報，遇到天災等特殊情況或價格變動幅度較大時，此系統可盡速調節供需，穩定價格。共同運銷或曾發揮過強大作用，它的弊端卻也逐漸顯現。

首先，全台共同運銷的果蔬大都集中在台北「一市」「二市」，容易造成供過於求，壓低價格。而各地銷售商均會參考此價格，造成全台果菜價格被壓低；其次，拍賣底價，由農產公司評價小組設定，作為拍賣員喊價依據，楊儒門質疑：「你不覺得很奇怪嗎？台灣所有的運銷公司都掌握在當政者手上，都是地方管理部門和農委會出資成立的。」他認為農會、拍賣市場、運銷公司、盤商聯合決定農產品價格，農民被屏除在外，形成弱勢；另外，拍賣價決定於承銷人競價，而後者傾向於聯合起來減少競價，果菜一天不賣就爛，最後只能賤價處理，此為「圍標」；最後，果菜拍賣市場屬於台北農產公司，後者擁有自己的供應中心，一位在雲林縣合作農場工作的農民說，拍賣前，它將品質好的蔬菜拖走供應合作超市，而以剩餘品質略差貨品的平均拍賣價格決定其支付價格，他形容：「只要蔬果一送達市場，就成了被宰割的羊群，讓一群狼任意瓜分。」

早在一九七三至八一年，第五屆、第六屆省議會議員討論農村建設時，「弊病叢生，營運效益欠佳」的果菜公司（台北農產公司前身）已激發許多討論，包括「督促成立另一果菜公司，以互相競爭」「果菜公司的交易制度已淪為商人剝削之工具」。可見，針對果菜公司的爭論，早已有之。

而此則新聞可視為民間積怨的爆發：二○一一年，馬英九到屏東視察木瓜產銷情形時，「農民反應台北農產公司疑有拍賣員與承銷人勾結，壓低木瓜交易價格，從中牟利情事」，農委會表示：「將會同台北市政府深入了解。」

農民更願意找熟悉的盤商或行口合作，哪怕後者抽成是一○％，共同運銷只抽三％。果農說：「果菜公司屬於公家單位，所以它抽三％；行口是私人企業，還要向果菜公司租攤位，其成本較高，利潤也比較高」—成本比較高，利潤反而比較高；抽成比較高，農民得到的價格反而比較高。反過來是否說明，共同運銷要麼效率低下，利潤較低；要麼有人從中舞弊，損害農民利益？

楊儒門形容：「共同運銷是官方和農業團體、運銷公司、果菜拍賣市場、各地的菜市，團結起來侵蝕農民的利益」，這是他站在農民立場的表態。即使立場中立，也考量到一般民眾立場，考量到當政者還有平抑物價職責，不能接受農作物大幅漲價之後果，但政府出資建立的共同運銷，和同一市場內的行口之間總有可比性—共同運銷為何輸給成本更高的行口？

還在走共同運銷的，大部分是一些年老不識字、沒有更多資訊管道、只能依賴農會的老農。如果說零散的盤商是鄉間小路，政府輔導的共同運銷該是柏油大道。這樣一條現成的、寬闊的道路若漸漸荒廢，未免可惜。

楊儒門認為台灣農業的最大弊端，是一九七二、七四年改革《農會法》，廢除股金制，農民的股票變成零，農會變成私法人，「農會和農民的關係就脫節了。變成以賺錢為目的，而非以協助農民為目的。之後，農業就出狀況了，產銷就不好了。」

這與郭敏學的觀點不謀而合，郭敏學認為，「廢除股金及盈餘分配辦法失卻會員的向心力」，廢除股金制，「農會失卻其為農民所自有，被迫地位懸空，而成為鄉村社區一宗『無主財產』。」會員與農會資金的權利義務遂完全脫節，逐漸演變為，農會職員對農會的興衰，比會員更加關心，會員反而漠然。

他認為，就純理論觀點，合作組織對會員交易不應有盈餘。故此，盈餘「純是對會員的應付」，除了按交易額為比例予以分配外，其他分配方法均不合理，也不合法。故廢除會員交易分配金，「不特將農會和會員間福禍與共休戚相關的密切關係一掃而空，農會也失卻其為合作組織的基本精神。」〈台灣農會當前問題與其解決途徑〉一文寫於一九八三年，郭敏學時年七十四歲，已自農復會退休多年，仍為農會隱疾大聲疾呼。而時隔多年，一九九三年，民進黨印行的《農業政策綱領》中，仍提出「恢復農會股金制度」；以及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台灣農民、農村及農民組織論叢》一書中，在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工作多年的劉富善也仍在建議「恢復股金制以會員交易量比例分紅」。

現行《農會法》中，農會總盈餘的六二％，必須用於農業推廣、訓練、文化、福利事業費，也就是說，返還到農會推廣股、保險部、共同運銷等，這也是對農民的一種返還。而郭敏學認為不該廢除的「會員交易分配金」，則是按交易比例，直接返還農民本人。該種返還，可參照性質同為社團法人的「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該合作社的結餘，是拿出五○％，按在社消費比例，直接返還社員。可以看出，該種分配模式，的確更有助於強化社員對自己是合作社股東的認識。

由於和主管機構接觸緊密，許多資源通過農會發放，農會的職員稱「我們是幫官方做事情的」，這句話貌似沒錯，但又有深意。別忘記，農民才是農會的老闆。但目前，不僅許多農會職員一瞬間未必想得到，農民知道自己是「老闆」的又有幾人？

農會是一個多目標功能的合作組織，它曾因此在農業上發揮過強大作用，但若監督不力，也容易變成一個龐大怪胎：一個帶有行政色彩的基層機關＋私營企業＋合作組織。

比如透過農會發放的多種補助，楊儒門批評：「如果你是要設備的補助，耕耘機、溫室、冰庫，那不是申請就拿得到，要看它給不給你。所以你要跟農會的職員關係好，才有資源。拿著公家的錢做私人的事情，農民要感謝農會，這樣對嗎？」

如果結合「我們是幫官方做事情的」，結合哪位稻農討好農會，可以看出，「農民是農會老闆」的觀念已逐漸消失。

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廢除股金制」，導致農會產權不明，「離農」狀況嚴重。

其次，派系鬥爭的痼疾一直伴隨農會。派系鬥爭，可分地方上的派系之爭，與台灣各黨派在地方上的派系之爭。所有的派系鬥爭，都可能出動樁腳，為自己買選票，小到競選農會理事、理事長、總幹事，大到超越地方層級的選舉，如議員、立委、黨主席，甚至總統選舉。因農會在農村組織綿密、完善，是兵家必爭之地，賄選醜聞時有發生。

郭敏學認為，一九七四年公布新《農會法》，廢除對公職人員入會資格和對農事從業收入二分之一的限制，非農民躋身農會，以非正常手段競選理監事，敗壞選舉風氣，導致農會深陷地方派系鬥爭。而楊儒門說：「像我住的那個村，八成姓楊，所有人幾乎都是我們親戚。我們姓楊的選舉就很容易，怎麼可能選一個外姓。這就叫門閥。」郭敏學是從制度面上，談論農會如何淪陷於派系鬥爭；楊儒門是從現實談論既存群體差異。

關於台灣的地方派系起源，有一種觀點如長期關注台灣事務的澳籍學者家博（J. Bruce Jacobs）等人認為，地方派系是既存於地方的群體差異，受到二戰後地方自治選舉激化所產生的結果。台大政治系教授趙永茂與東海政治系教授陳陽德也認為，地方選舉擴大了民眾政治參與的情景，地方群體為爭取有限的職位，互相合作或對立衝突，便形成派系。也有人認為，國民黨政權在此過程中，起到了制度設計之作用，均衡不同的派系勢力，達到操控功能，以維護自身威權統治的絕對優勢。所以，至少從五○年代開始，台灣各地已形成地方派系格局，從鎮長、鄉長、縣長、縣議員、省議員、立委等民代，一輪輪選舉，強化了雙方對自身派系的認同與凝聚力。派系鬥爭，並非農會發明，亦非起自農會，大勢所趨之下，地方農會不可能獨善其身。

而《農會法》歷經多次修正，大致圍繞在總幹事資格及選任方式，可見此職位之炙手可熱。若不幸，是一熱中權術與私益之人當選總幹事，其目標不外政治利益或信用部的金庫，又怎會把農民的長久利益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