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法明、劉惠中皆為獨立青年陣線成員
船在開,時代往前推進,社運圈也同樣在改變。只是我們不一定有意識到。
不,我並不是要談跟黨外時代的差距。這個差距,尺度不到二十年,甚至有可能不到十年。身在其中,回頭才突然發現,身邊人群的互動的方式好像已經改變了。
不過十年的時間,社群網站的互動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最大的差別就是我們汲取資訊、接觸人群的門檻下降許多。只要一個人在八卦板上面作夢,就可以讓一般沒有人脈背景的公民認識到這件事情,即資訊的平民化。我們很容易在網路上找到過去必須要跑圖書館、跟公部門調閱才有辦法獲得的資訊。BBS長於資訊散發,與之相比,社群網路讓訊息的散佈者可以接觸到「不特定但具體的人」。近年崛起的Facebook、Plurk跟Twitter等社群網站,著重「個人帳號」的經營,當我們接訊息的時候,接收到的不只是訊息,更是「發散訊息的這個人」,透過個人帳號的經營,讓我們更有機會看到他人的處境與困難。
在網路帶來資訊門檻下降,認識人的機會增加的同時,台灣社會還出現了另外一股變動,即是全球化帶來的社會結構解組。以台灣加入WTO作為里程碑,全球化的浪潮洗過這個島嶼的每一寸肌理。帶來的是國際性的大型企業,全島性的快速兼併個個中小型企業。
加速進行的交通建設改變了地理疆界帶來共同想像,也改變了民眾的消費習慣。在中研院黃應貴老師的著作《「文明」之路》當中,就提到因為國道六號的興建,使得原本東埔部落的族人不再選擇當地的小雜貨店或鄰近小鎮的超市,而直接驅車前往埔里甚至台中的量販店,一次採購一星期的日用品。車輛能夠讓他買到比較便宜的日用品,沒有車輛代步的族人就必須在當地的雜貨店用更高的價格購買。這同時也造成了部落中「有車階級」的浮現,讓貧富差距更為明顯。
在全球化的影響慢慢由外而內滲入社會之中的同時,台灣的各項社會保護網也一吋吋地在崩解。各項退休基金因為所得替代率太高加上少子化的影響,紛紛瀕臨破產。全球性不景氣造成的高失業率,加上政府制度性的壓低年輕人薪資,迫使許多年輕人接受更惡劣,甚至明顯違反勞基法的勞動條件。台灣的新一代已經實質走入了「高齡化、貧窮化、少子女化」的「崩世代」。
台灣新世代的社會運動,就是由網路科技與全球化這兩條軸線交織出來的。
社會運動裡的世代差異
把眼光往回拉,我們看到十年前的運動者:樂生、反WTO、白米炸彈客與聲援楊儒門運動、台中客運罷工案。上一代的運動者不會那麼迫切地想要去解決自己的問題,而是博愛地去解決社會中更磅礡的苦痛。同樣是學生,這個世代開始有人訴求學權、學生勞權、校園民主等與自身相關的議題。雖然「為了社會」的初衷不減,但關注自身的小苗已經開始發芽。
十年前的運動者更偏好找某個位置去待。絕大多數是NGO、工會、學術界等等。讓他們可以在這個位置上站穩,然後去幫助別人。相比之下,從國光石化、大埔事件一路到反媒體壟斷,再經過了洪仲丘事件與太陽花學運,被「超多議題連環攻擊」跟「超高強度的單一超大型議題」所激起的行動者變多了,但是社會的組織還反應不過來,沒有創造出更多位置給他們待。
除了社運的「供需失衡」之外,我們面對的議題也變得更複雜。大量的資訊允許我們同時看到更多的問題,比如說我可能在中南部出生長大,體驗到城鄉差距的問題;家鄉又受到工業開發汙染,經歷了環境汙染的問題;又是學生,遇到校園民主跟學生勞權的問題;又看到中國的壓迫,面對了台獨的問題。或是一個問題有多重屬性,比如說服貿協議,他同時跨越了自由貿易、中國因素、民主程序、世代正義等不同面向。當我的身份中有這麼多重、複合的壓迫,一個行動者要如何「精準的」呈現?
因此,這一代的年輕運動者不再遵循「論述à組織à行動」的規範,反而是先從行動中去認識人,共鳴出彼此的想法,才慢慢發現自己的處境。可以說是從行動到個人,但卻跳過了組織,也不會有穩固的論述。面對太複雜龐大的問題,我們講不出解答一切的大論述,而是在每次的行動中產出關於該次行動的小論述。
上一代運動者,馬克思是最常見的起手式,著重於對知識的反省,把理論純化成行動的方針跟世界的解答。這一代對人的反省領域很廣,但不深。過去的運動會告訴你要創造組織,現在則很難有固定的答案去解答說「運動要為了甚麼」。然後,我們只好回到自己身邊的人。在海上漂浮,團團抱成一圈。全球化打散了所有的組織跟結構,但是仍有些打不散的,比如說性別、族群、文化意識,而人們又透過網路去重新組織。於是詭異的「去組織化」跟「團塊化」同時發生:在一切都解組的時代裡,不再有硬梆梆的組織,反而出現了許多的小泡泡,就像水面翻攪的泡沫。
我們都是海上的人
誰會去談世代問題?就是自己遇到世代問題的這群人。這個世代更個人化,也因為我們失去了更多的保障,自身更容易遇到問題。而我們恰好也因為網路的發達,更容易看到彼此的問題。接觸人群的必要性跟可能性在這個時代同開展。運動的方向也更朝向追求自身權利。
泅泳在水面的我們,伸長了腳尖也搆不著底下的泥土,找不到可以立足的地方。科技的解放讓我們不再需要「先爬到某個位置之後再開始對群眾說話」,反而是「能力與人際對話相輔相成」。這裡是組織與論述都搆不著的所在,我們只能從人際網絡(不管是現實的或虛擬的)去重新開創屬於自己的結構。我們都是海上的人。居無定所的浮游,遇到的只有同樣漂浮的夥伴。但就是這時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