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擔任總統秘書室諮議、經建會主委秘書、青輔會研究委員、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協會秘書長。現為企業社會責任顧問,以各種「責任型經濟」的倡議為關懷重點,業餘興趣是研究中國天朝主義的系譜學批判。
台灣主權的掮客
2015年11月7日,全台灣的人,一同見證了一個歷史事件:民選總統成了台灣主權的掮客。但要追問這個事件的歷史起點,卻是非常遙遠,遙遠到至少要從1971年10月25日算起。那一天,台灣退出了聯合國。
1971年,蔣介石不顧盟國勸告,堅持不更易國號與領土主張來貼合台灣主權的現實,最後上演了「漢賊不兩立」、台灣自願退出聯合國的荒謬劇。蔣介石的頑固與愚蠢,據毛澤東說,是忠誠於「中華民族」的表現,但照台灣人普遍的看法,不過是緣於當時國民黨「私天下」的黨國專政體制必須靠「小天朝主義」的政治神學來維繫。「小天朝主義」,表現在街道的命名,表現在取締母語的帝國語言政策,表現在維持中央政府與省政府分立的雜沓二元治理,表現在虛構所謂「中國法統」的排他性政治代表機制和「一中憲法」,更表現在歷史與國文教科書中反覆塑造的「華夏道統」文化再現構造。
世事微妙而弔詭,正是這種「小天朝主義」,牽成了今日習馬會上的主權掮客,也讓「中華民國的自我消亡」成為「小天朝主義」最終的邏輯結論和歷史結局。許多人都忽略,習馬會對習近平也並非毫無政治風險(或者,用若干民進黨人的說法,習是有表現出「彈性」的)。對許多中國人,他們會在意:所謂「兩岸領導人的會見」,在動作上宛如給予台灣「對等政治實體」的地位,暗地承認「台灣政權是合法政權」,而不是「叛離的省份」;連計程車司機都調侃:「會面啊,可以把台灣收回來嗎?」
但畢竟,馬英九是深受「小天朝主義」文化浸染的帝國儒士。習馬會開場致詞,他特意在結尾引述了張載《西銘》的名言以自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個舉止,無意中讓我們窺探到宋代「天人合一」理學中潛在的「帝國形上學」維度。人們常忘了,張載也在《西銘》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馬英九在這種「帝國形上學」的庭訓下長大,深知他不能讓「天下秩序」的帝國主權者習近平擔負任何政治風險。開場致詞中,他狀若自然,當著習近平的面,將「九二共識」的「各自表述」吞下肚,奉上「一中原則」的「一五共識」;乃至在閉門會議中,賴怡忠也已經指出,馬英九其實也沒說出「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
對馬英九,這一切一方面是維護華夏帝國主權對附庸國的至尊地位,另方面也期待帝國主權者可以朝三暮四地隨意賞賜。「小天朝主義」下的主權掮客,確如姚人多描述的,「是一隻快樂的猴子」;而習馬會,不多不少,恰似一場繼承了蔣介石剛戾自用性格的天朝主義猴戲。蔣介石會對這個局面感到憤怒抑或欣慰?無人知曉,但可以確定的是:帝國主權不體現在國民黨這個避居帝國邊陲的「小天朝主義」朝廷,而是在中共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名建立的「大天朝主義」帝國,對今日中國與台灣的天朝主義者,都早已是如魚得水、天經地義的「天朝共識」。
「中華民族」的帝國宗教
諸多歐美媒體與智庫的評論,都論斷習馬會充滿「象徵意義」,但實質意義不明或闕如。可是,在解讀習馬會的「象徵意義」上,他們往往不經意就接受了中南海與國民黨攜手建構的「和平主義」意象。確實,誰會反對握手與對話,而主張刀劍與戰爭?當世人看到的是兩個過去「內戰」中的敵對勢力放下敵意坐下來,任何質疑或反對的聲音,似乎都帶有「好戰主義」的嫌疑。
不過,這種在「內戰」的語義脈絡下產生的歐美式解讀,對熟悉華夏帝國天朝傳統的人們,宛如隔靴搔癢。如同評論者二谷在《習馬會的儀式性、宗教性,以及歷史觀點》一文所點明的,習馬會堂皇華麗的「象徵意義」,其實源自它是一場「天朝主義」的宗教儀式,是一場「除魘鎮魔」的政治超度法會。在馬,是要透過「炎黃世胄」的政治想像,讓中華民國的幽靈回歸帝國本部;而習呢?則是要透過接見附庸國的帝國禮儀,來榮耀「華夏帝國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對雙方,這場朝貢和羈縻的宗教儀式都具有雙重的象徵政治意涵:既撫慰渴望沐浴在「大一統天朝上國」的無限榮光中的的帝國眾庶,也鎮壓追求獨立與民主的人民。
在這場天朝主義的宗教儀式,習與馬都頻頻使用兩個天朝主義語詞——「中華民族」和「炎黃子孫」——以此來護持政治上的「一中原則」。可是,這兩個觀念絕非來自人們以為的古老傳統。事實上,兩者都誕生於20世紀初,是中國現代化歷程下道地的「現代產品」。這些過程,在《中華民族論的演變》(鄭欽仁,台大名譽教授)、《中華民族、炎黃子孫、莫那魯道》(周婉窈,台大歷史學系教授)、《解構炎黃神話》(黃銘崇,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等學者的論著中,都有深入的說明,不再贅述。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歷史分析共同指向了一個台灣鮮少討論的政治議題:「中華民族」和「炎黃子孫」,都是當時中國的「遊士集團」,為著解決如何在共和國體的面具下去接收「清帝國遺產」這個「中國規模」特有的政治兩難,而在「帝國建設」的文化工程中發明出來的文化象徵和政治想像。
「共和或者帝國」的政治兩難,迄今依然糾結著中國。仔細觀察中南海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話語,它依然是環繞著「如何接收清帝國的帝國遺產」(直接統治的區域與東亞的朝貢體系)的問題,來形成其「帝國建設初階段」的內在動力與基本課題。如果明白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再帝國化」的歷史特質,習近平會拋棄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國策,而積極在經濟、軍事、外交到文化上全面擴張中國的世界權勢,就無須感到任何意外。毋寧說,中國當前的「帝國化」傾向,正表明中國20世紀的兩場革命——「國民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最終均失敗了;或者,你也可以說,是揭露了它們「真實的歷史作用」。
在這個歷史脈絡,不必懷疑,每一個特意使用「中華民族」和「炎黃子孫」這些語詞的天朝主義政客和文人,都知曉這它們在建構天朝版的帝國主義上的作用。雖然僅是一百多年的「現代發明」,但這種天朝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用已是如此廣泛深入,以至於我們竟然很少意識到,國旗歌中出現「炎黃世冑,東亞稱雄」的帝國意象有什麼詭異之處。我們從來沒質疑過,那種陸權帝國的傳統意象,跟台灣被排除在聯合國的國家處境有什麼歷史關聯?與我們心目中台灣這個民主的海洋共和國,難道說在氣質上吻合?某個意義下,以「東亞稱雄」來「為天地立心」的「帝國心性」,正是習馬會這場漫溢「和平發展」語調的朝貢儀式之所以會讓許多人感到偽善或做作的原因。將「中國稱雄東亞」的帝國天命與「亞洲的萬世太平」畫上等號,是意圖為「平天下」的帝國大業降神的帝國術士們的基本功夫。
「天下秩序」的帝國經綸術
但完全將習馬會化約成一場榮耀帝國的宗教儀式,也可能一開始就錯了。相對於國民黨的「小天朝主義」,中南海的「大天朝主義」不光是「神道設教」的帝國宗教,進而還是「政教合一的普世帝國」的政治神學和統治構造。中南海的天朝主義操作,是具備實際政治效應的,關聯著物質性的帝國經綸術,也涉及中國中心主義的「天下秩序」。
台灣的論者通常忽略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典型的、常態的現代民族國家,而是「戴著民族國家面具的王權帝國」。對這個民族國家與王權帝國的混同體,政治運作上並不存在一般現代主權國家在「內政」與「外交」間設定的結構性區別;而這種「內政與外交的無區分狀態」,卻是華夏帝國古典的「朝貢政治」之所以成立的政治存有論根據或基礎。就如同習近平在他這次提出的「四個堅持」中表明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一個民族,不是國與國關係」。易言之,習馬會絕非一般意義下的「外交事務」,而是華夏帝國的「內部事務」。台灣的天朝主義法學家,試圖以「外交事務的秘密性」來證成習馬會的政治安排,既忽略了中國帝國主權運作邏輯的基本性質,也無從說明,習近平為何要在開場就定調,這次習馬會是「以行動向世人表明,兩岸中國人完全有能力智慧解決好自己的問題」?其實,「習馬會」的實質內涵,從來就只能是帝國主權的展示。所謂「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真正的政治效應是將台灣定義為中國排他性的勢力範圍,明確華夏帝國對台灣的帝國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