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同代人──九位小說家筆下的亞細亞孤兒(上)

友善列印版本

認識殖民創傷

李登輝在日本的一篇專訪,使得日治時期台灣人身份認同的問題,再次成為輿論熱議的焦點,整整延燒了一週。能這樣延燒,意味著日本殖民帶來的創傷仍有餘痛未解。由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70年間,並未對台灣人的殖民傷痕投注足夠的注意,反而一意壓制、忽視。然而,傷口並不會因為被掩蓋而自動消失,只會在暗處繼續化膿,遭遇壓力就漫漶而出。無論是對李登輝這番言論的狂熱反對還是狂熱支持,都是被殖民者的症候群。

而在療傷之前,我們首先得認識到傷口的存在和性質: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人,到底活在什麼樣的處境裡?又到底認為自己是誰?

與其我們這些後人在這裡爭論半天,不如實際讀讀看李登輝的同代人到底是怎麼想的。而從當時的小說開始認識這些問題,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雖然小說都是虛構的故事,不像歷史材料一樣能夠核實人事時地物,但小說能夠精準傳達「在特定處境下,角色的感受」,讓我們立刻進入遙遠時空下的氛圍和情感。而「認同」本來就是一個fu的問題,本質上和談戀愛沒有什麼兩樣──你無法用任何理性的理論,去證明「我是OO人」和「我是XX人」哪一個比較正確,但你心底的fu卻會真真切切影響你的所有決定。

懶人包: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如果你只有時間讀一本書,那當然首推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說實在的,從70年後的眼光看來,這部小說寫得並不算好。結構鬆散,劇情轉折缺乏醞釀,基本上就是看著主角胡太明到處跑來跑去、抒發幾句感想,然後突然就進入結局了。但這本書最值得一讀之處,就在於它是最完整的「日治時期懶人包」:你幾乎可以在這本書裡面,讀到日治時期台灣人面對的所有壓迫與機會。你會同時看到日本人的建設和日本人的邪惡,台灣人的堅韌與台灣人的愚昧。(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會結構鬆散了──因為作者什麼都想寫一下)小說家筆下的主角胡太明並沒有什麼太深刻的刻畫(你看他擇偶的段落就知道了,愛情的起伏之隨便的),但有一個特徵倒是從頭到尾一貫的:胡太明想要當一個誠實的、不矛盾的人──換句話說,他想要「做自己」。

小說最有力量的段落,都是發生在他想要「做自己」,卻往往迫於現實時候。比如胡太明年輕時到國民學校教書,分明看見了日本人和台灣人之間的差別待遇,卻必須裝作若無其事;比如後來赴日本留學,卻必須假裝自己不是台灣人,避免生活上的麻煩;比如在中國就業時,竟然因為自己被「告密」是台灣人,就被逮捕拘留。胡太明這個角色透露出來的荒謬是,台灣人想要「做自己」竟是那麼地困難,你努力想要順應日本的殖民體制會被日本人歧視,你努力想要為中國盡一份心力但始終被當成間諜。要你出力的時候,每一個國家都說你應該為它獻出生命;但當你真心想要加入他們的時候,每一個國家都說你不夠格。台灣人最深的悲劇,就是隨時隨地要假裝自己不是自己,隨著他人的意志而被扭曲。此即小說膾炙人口的書名「亞細亞的孤兒」的深義。

作為殖民地是怎麼回事

但如果你希望更細緻地了解日治時代的情況,則可以把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當作一本「目錄」,從它每個章節所描述的議題裡,去延伸閱讀更深刻的作品。以下我從中延伸介紹八篇小說,開頭的四篇正可以讓我們更進一步理解殖民地社會的樣貌。

在《亞細亞的孤兒》的一開始,年幼的胡太明被爺爺帶去托給「雲梯書院」,一所由清代秀才主持的私塾。隨著故事進行,這樣私塾陸續收掉,胡太明也轉入國民學校就學。這個段落寫的其實正是台灣人的知識體系,從中國的傳統漢學轉型為日本引入的現代學術體系。在這個主題上,小說僅稍微帶過一些感嘆,並未深入描寫這些舊文人面對新時代的處境。對此,我推薦楊守愚〈開學的頭一天〉,它寫的正是在這種轉型期當中,私塾先生完全招不到學生的窘境。楊守愚的筆調諷刺中帶有哀傷,這種尖銳的幽默感讓他的小說更添層次。他寫了命名為「碰壁」的一系列小說,包括〈就試試文學家生活的味道吧〉、〈夢〉、〈啊!稿費〉和〈退學的狂潮〉等作,都把這種舊文人努力求生、卻在新的教育文化體系裡面適應不良的情形,寫得又好笑又令人不忍。

而當胡太明從師範學校畢業,進入國民學校當老師之後,感受到日台之間強烈的差別待遇。要談這個主題,絕對不能錯過龍瑛宗的名篇〈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在這篇小說裡,同樣進入日本公務體系的台灣青年陳有三努力上進,最終卻發現,不管怎麼努力都無法突破日本人的歧視,晉升到與自己的能力相符的職位。在長久生活的消磨下,終於轉向逸樂,徹底喪失了積極的意志。小說中的名句,寫出了殖民地絕望的氣氛,以及這種氣氛對台灣人精神上的斲傷:「陳有三不再給家裡匯錢,一直把理性和感情沈溺於酒中,而在那種生活裡,感到湧上來一脈脈陌生的陰鬱的歡樂。他放棄自尊、知識、向上和反省,而發現緊抱住露骨的本能、徐徐下沈的頹廢之身,有極為合適的黃昏荒野存在著。」

還記得《亞細亞的孤兒》裡,兩個煩人的食客阿三、阿四,一直叫留學歸來的胡太明去當警察嗎?是的,在日治時代,警察就是台灣人日常生活中權力最大的人,當然也是大多數惡夢的來源。日治時代以警察為主題的小說多不勝數,我最推薦的是賴和的〈不如意的過年〉。這篇小說堪稱高級酸民,絕對有ptt推爆的實力,其中寫到警察「查大人」莫名煩躁,隨意找民眾麻煩出氣的時候,竟有這樣的說詞:「他心頭的蘊怒,恰似著火的乾茅,再潑上揮發油〔日語,汽油〕一樣,蓬勃地燃燒起來,幸喜有馴良的人民,可以消費他由怒火所發生的熱力,不至把查大人自己烘成木乃伊。這可以說是社會的幸福,始得留著這樣勤敏能幹的行政官。」小說的中段以後,查大人為了過年時收到的賄款過少而更加焦躁,終究只能找一個小孩出氣的結尾,更是令人感受到譏刺的力道。

說到收賄,《亞細亞的孤兒》也有一個段落,寫戰爭時期,日本人稽查員藉職務之便找米店老闆的麻煩,最後敲詐了財物才放過老闆一馬。這個故事更豐厚的版本,可以讀楊逵的〈鵝媽媽要出嫁〉,這篇小說也透過日本醫生敲詐台灣人經營的花店,戳破了日本人口口聲聲說的「共榮」和「平等」之虛偽。

我到底是誰?

而就在上述的社會處境下,台灣人也不斷思考「我到底是誰?」的問題。

在《亞細亞的孤兒》的中段,胡太明赴日留學的前後,他和身旁的人最掛心的就是婚姻問題。但吳濁流對此沒有太多描寫,事實上「結婚」和「留學」也是當時台灣年輕人很困擾的兩個生涯議題,傳統漢人的風俗要求早婚,但現代青年們覺得那是落後的做法,希望趁年輕的時光追求理想。巫永福〈首與體〉就透過一名台灣留學生,掙扎到底要繼續滯留在日本,還是接受父母的召喚回台灣結婚的故事,寫出受過日本現代教育薰陶的台灣新知識份子的兩難。父母的媒妁結婚,無疑是舊世代的思維,主角不能接受,但故鄉的人情風土卻又讓人感到親切;日本的新穎的現代社會讓主角深深欽慕,但那又分明不是自己的社會,總覺得格格不入。新一代的台灣人到底要何去何從?

但就像胡太明的哥哥胡志剛一樣,台灣也有一心投入皇民化運動,全心認同自己是日本人的人。周金波的〈鄉愁〉就是一個很深刻的例子。他年輕時寫過〈水癌〉和〈志願兵〉兩篇小說,全力鼓吹皇民化運動的必要性,但到了〈鄉愁〉,他卻陷入了跟巫永福的角色很類似的困惑裡。當小說中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台灣人回到家鄉,卻覺得無法融入家鄉、甚至害怕家鄉的人事物時,頓時陷入了惶惑。在小說的結尾,他透過象徵性的筆法表達了這種惶惑:「我必須自己一個人回去旅館,但是要走那一條路,在那裡有路,在這個未知的土地上我完全不知道,想露宿也沒有草蓆。⋯⋯已經回不去了,實在是漫長的黑暗路,迷路啊!」表面上說的是回旅館,事實上說的是精神上已無處可以「回去」。即使是衷心相信皇民化可以為台灣人帶來更好的生活的周金波,也面臨了這樣的掙扎,這正是殖民創傷的典型癥候──無論反抗或順服,被殖民都會受到傷害。

而有趣的是,當1990年代,台灣文學研究者舉辦了當時還很罕見的台灣文學研討會,討論日治時代文學作品時,曾經邀請旅居日本多年的周金波回台與會。當時,學者們出於對被殖民者的同情,多半將周金波的作品詮釋成「言不由衷、是不得已才參與皇民化運動」。但年事已高的老先生聽完整場,站起來發言的第一句話就是:「從以前到現在,我從未懷疑過自己是日本人。」這句話帶給與會學者非常大的震撼,使得許多學者回頭去反省,我們對於時人的「平反」是否過於一廂情願?即便受到殖民的傷害,人仍然可能認同殖民者的政權,我們不應該將「傷害」和「認同」視為互斥選項,只談論其中一邊。兩邊並存,或許才是歷史的真實。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