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公娼‧文萌樓的故事──性邊緣地景保存的困境與看法

2015.5.24，在台北市歸綏街的文萌樓辦公室內，舉辦了一場有關於前公娼暢談這十八年來的抗爭生涯與講述保存文萌樓古蹟之意義的座談會。在這場座談會中，多數的參加者為對社會議題極為關心的大學生、日日春發展協會工作人員、前公娼、老嫖客，以及對此議題有興趣的社會人士。這場座談會的主軸，其目的是希望讓來參加者更能了解文萌樓的保存意義、性工作者對於自身職業的意義詮釋、感受等內容。

公娼制度自民國86年（1997年）被前北市長－陳水扁廢除以來，這些公娼們便不斷的與市府展開抗爭，以要求性工作權，並希望能保存紀錄性產業歷史的文萌樓公娼館。然而，由於性產業在台灣社會一直是不被主流社會所接受的職業，因而導致性工作者就算在性工作合法的年代也備受一般民眾所歧視，如：位在文萌樓旁邊的靜修女中的學生們，在過去曾被校方明令禁止行經歸綏街，而必須要繞遠路來回學校、一般民眾就算住在那附近，他們也不會想要走入這處是非之地。對多數民眾來說，性工作者與工作區都是一處骯髒、被鄙視，以及應要與居民的居住區有所隔離的事物，即所謂的邊緣地景、邊緣人。

他們儘管是身在都市當中，但由於他們不被社會所期待、接受，便讓多數居民有了它們是不該存在的價值預設。因此，當文萌樓被投資客買下並欲將之拆除、雙連里長提出廢除文萌樓的市定古蹟資格，以及日日春協會希望文化局能接管文萌樓以使它被公權力所保護，但市府卻仍採取希望投資客提出保存維護計畫的冷處理態度等，這都傳達出了一項訊息，即它不被主流民意所接受。表面上，文萌樓看似是被投資客、里長所迫害，但事實上，他們所做出的每項決定的背後，都有廣大的民意作為後盾，而市府也不例外。因為性產業在局外人的詮釋下，本是具有令人厭惡、危害到多數人性命安全等負面意涵，所以他們為了要呼應社會期待，而有去除的必要。性工作者與產業是否真如像局外人認為的如此可怕？這樣的認知，對當事人來說，似乎並不如此。

在當天的前公娼、老嫖客，以及一位當地居民都一致說出令人感到驚訝的答案與感受。曾從事過性產業的兩位公娼說到：「自己是以正常與正面的眼光在看待這份職業。因為這份職業是讓他們年輕時，得以餬口的經濟來源，且他們過去在日本從事這樣的工作時，也有接受所謂的職前訓練，並從與客人的互動中，聽見了許多他們所不知道的人生故事與經歷。在他們眼中，他們實在很難理解為何社會多數人要對他們持著偏見？他們每天都安分守己的做著自己的工作，以求溫飽三餐與過著平凡的生活，為何要說我汙染你的環境？」

而過去的一位老嫖客更是說到：「自己的性需求在過去沒有性伴侶、成人影片不普及的年代，本是受到了壓抑，而產生了所謂的『性苦悶』。這樣的苦悶，一直到他成年後的某一天，在藉由性工作者的幫助下，得到解放而讓心中充滿喜悅。」他認為，公娼的存在，不僅是讓許多經濟弱勢與無性伴侶的中下階層老百姓的性需求得到解放，且也能夠與當今出入高級聲色場所的富有人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將公娼廢掉，除了是讓性交易成為特定階級才得以享有的權利，也讓他們冒著被逮捕的風險錢去找私娼解決性需求。這些種種的感受與說法，都顯現出他們是在渴求與做著一件再平凡不過的事。

在此，由醫學上所強調的過度性行為對身體的傷害、或是我們對娼妓們會抓取客人身上的物件，以將客人給誘至店裡消費等種種負面觀感，都不是他們所樂見的。對多數公娼來說，他們只有想著幫客人解決性的煩惱，且都並不會想要刻意害人，相反的，有時他們只想低調生活，並默默的做著這份有意義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這些過去的經歷是存於文萌樓的故事，但保存這座老建築的意義，本是有更重要的意涵－記起過去養女、雛妓的淒慘經歷。

對文萌樓持正面態度的居民、老嫖客與前公娼都一致認為，文萌樓是記錄台灣貧窮家庭送出自己的女兒給他人做養女的記憶之地。過去，由知名作家－黃春明的小說所改編而成的電影－《看海的日子》曾講述一位養女被養父送去做娼妓，並被養父母與家中的兄弟姊妹所歧視的處境。這樣的現象，不僅普遍出現在過去的台灣社會中，且有的父母也會如此對待自己年輕的親身女兒。不論是養女還是雛妓，都是過去在台灣社會中，不可抹滅的經歷，即它是真實的發生過，然由於這樣的過去太令人悲痛與難以想像，因此多數人都希望給將之隱藏起。只是，對於熟知這些悲慘過去的前公娼或當事人來說，他們卻願意重視這段不堪回首的過去。

養女從事性工作，或許是身為局外人的我們難以感同身受的一件事，但在被逼迫的另一端情況中，他們卻是為自己家庭或為了解決部分人們性需求者的犧牲奉獻者，換言之，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在為自己的家庭和社會付出。此外，更重要的一點，文萌樓也曾經是讓多數屬於中下階級的公娼得以餬口的紀念館，即一方面對自己的身世感到遺憾，在另一方面其卻也是記錄自己生命經歷的重要空間。這段保存文萌樓的歷史意義，看似正面，但卻也正是它被排斥的關鍵，因為這段不堪回首的紀錄，是潛藏在排斥者心中的終極恐懼。

通常，當我們在講述某棟老建築的故事時，解說者不但會講它的歷史起源、建築結構，或是存於這座空間中的有趣故事，但他們卻會較少提到令多數人的身心感到不舒適的過去。此情況就正如人本主義地理學大師－段義孚所提出的「逃避主義」（Escapism），即人們慣於逃避會威脅自己生命的環境，建造讓自己身心感到歡愉的類伊甸園環境，並企圖將會讓自己內心產生恐懼的事物（如墳墓、精神病房、太平間、風化區、監獄等）給加以掩飾、移除，此舉便促使我們活在不真實的世界當中。

慣於逃避象徵危險地景的多數人，不僅不希望看見它，且巴不得將其除之而後快，因此，雙連里長因文萌樓作為公娼館的身分，而使得他無法對下一代難以啟齒這棟建築的過去、希望拆除這棟破舊建築使當地環境得到美化等欲取消其為市定古蹟資格的理由，有很大的程度是因逃避恐懼的心態所驅使。更重要的是，對於古蹟保存的選擇性，我們是站在選擇性的篩選上，即何者可以被講述，何者不能夠被訴說。在這樣的篩選之下，往往導致勞工的歷史被忽略，而被保留下的只剩下統治者的豐功偉業（如洗腦課綱）與中上階級的創業史。

當今，在這場公娼奮鬥座談會過後，管理文萌樓的日日春協會，因屋主不願再將辦公室租給他們，而被迫要搬至文萌樓中，換言之，面對投資客的壓迫、被有心人士抹黑成是綁架文萌樓的綁匪與市府的冷處理，他們已經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由於在台北市房地產高漲的年代之下，投資客並不想輕易放棄藉由都更文萌樓所帶來的龐大利益（容積轉移），所以在搬入文萌樓後，他們正有一場辛苦的金錢戰爭要打。

或許，面對文萌樓這樣的邊緣地景，不論它消失與否，都不會讓多數人有感，更甚至是樂於見到這個令人厭惡的事物的消失，但邊緣地景本是我們每個人生活中都會接觸到的事物，若是企圖忽略它，我們獲得的將是不完整的生命，因為這代表著我們只願意接受舒活愉快的生活假象、放棄學習反思問題的機會。最終，這將會讓文化資產所蘊含的故事與意義，都失去一股多元階級的生命活力，而讓保存變得單一且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