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將台灣共和威瑪化

我們常過度自信，認為我們有民主，人民有覺醒，獨裁者就不會出現，中國也拿我們沒辦法。這是天真的想法，前題是民主必須是有效的民主，覺醒必須是掌權的菁英也覺醒，否則時代的倒退可能以無法想像的速度出現。威瑪共和的滅亡就是一個血淋淋的教訓，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那段德國人的歷史。

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在凡爾賽和約的屈辱下，希特勒以愛國主義包裝，固然有瘋狂的支持者，但威瑪共和並不允許這種狂人為所欲為。希特勒參與1923年的「啤酒屋政變」失敗後被捕，判五年徒刑。雖然1924年底最高法院在爭議中特赦希特勒出獄，但一直被禁止公開演講，直到1927年才解禁。1928年納粹在國會的勢力僅12席，只佔總席次的2.44%，但不到五年的時間，1933年一月希特勒被指派為總理，之後連續解散國會，同年底納粹取得661席國會席次，從此全民由100%的納粹國會代表。這一切之所以發生，不是希特勒有三頭六臂，也不是威瑪憲法沒有民主機制，更不是能孕育席勒、康德這個偉大民族的人民沒有覺醒，而是一個無效民主與政治菁英的共同創作。

希特勒能言善道，極具煽惑力，但光希特勒一人最多也就是一方之霸，無法翻轉整個德國。1932年春天的總統大選，威瑪共和已奄奄一息，但人氣旺盛的希特勒也只能拿下1/3的選票，敗給年邁的一戰英雄，興登堡元帥。同年七月的國會選舉，納粹獲得大勝，席次爆增到230席，成為第一大黨，但也只佔國會席次的37%，這已是在民主體制下納粹發展的極限了，但希特勒權力的竄升才剛開始而已。讓希特勒得以掌權的真正原因不在民主選舉，而在於反納粹主義的政黨無法整合，無法形成多數聯盟抵制希特勒。

儘管如此，總統興登堡此時仍拒絕與希特勒直接妥協，乃依威瑪憲法授權，自行指派總理組閣。問題是興登堡指派的總理帕彭（Franz von Papen）本身具有野心，左右逢源，岀身中間偏左的政黨，卻又與希特勒一搭一唱。帕彭利用左右極端份子的流血衝突，主導所謂的「普魯斯政變」，聳恿興登堡以緊急命令指派他為總理。之後遭到所屬的政黨開除黨籍，威瑪共和再也無法形成穩定的執政聯盟，才造成1932七月的國會改選。同年十月底，憲法法庭宣告興登堡此緊急派命違憲，但為時已晚，威瑪憲法已無關緊要了。

野心勃勃的希特勒經七月國會選舉的勝利，信心大增，尋釁進逼興登堡再度解散國會，自認可以再度擴大納粹在國會的版圖，順理成章組閣。為達此目的，希特勒不惜與死對頭共產黨合作倒閣，促成了同年11月國會再度改選。此時希特勒志得意滿，大力宣揚納粹主義，但改選的結果大出希特勒意料，納粹席次不增反減。雖然仍是第一大黨，但只間隔三個月，平白損失34席，得票率掉為 33%。希特勒立刻明白到只要共和不倒，納粹可能就此開始泡沫化。可惜歷史並沒朝正確的方向發展，因為這次選舉竟成為威瑪共和最後一次的公平選舉。

威瑪共和採半總統制，權力由直選的總統與國會分享。多數學者同意，威瑪憲法是一部紙上談兵的完美憲法，充滿自由派的思想，國會選舉採不設門檻的比例制，加上多達六百多席，國會席次比例幾乎與得票率一致。用我們現在的語言，這樣的選制「保障了小黨的發展」，表面上政治正確，卻是一個一再被證明失敗的設計，徒增浪費選票的無效席次。許多威瑪知識份子救國心切，但既害怕右邊的法西斯，也不喜歡左邊的共產黨，於是高唱超越左右，也就是我們的超越藍綠。再加上制度上對小黨的保護，多重誘因下，知識份子酷愛組黨，號稱提供人民不一樣的選擇，實則不願在一個有效的力量下去整合妥協，打擊更急迫的危險。諷刺的是，這些威瑪共和失敗的原因，卻是不少台灣政治菁英努力要學習的理想共和國！

值得注意的是，興登堡並沒有在1932年七月選後，也就是納粹支持度最高的時候指派希特勒為總理，反而強硬依憲法授權拒絕希特勒組閣。最後不惜解散剛選出的新國會，再度訴諸民意，甘冒納粹取得更多席位的危險。興登堡此舉是對的，民主果然有其理路，納粹沒有擊敗民主的理性邏輯，席次反而減少。即便納粹仍是第一大黨，照說興登堡有更大的正當性再度動用緊急命令組成少數政府。弔詭的是，雖然反納粹的總力量增加，但興登堡卻要面對一個更加分裂的國會。共產黨表面上大幅成長，卻分散掉原來抵制納粹的主要反對力量，溫和左派的社民黨，讓希特勒得以分別下手。

假意與興登堡合作的總理帕彭並不可靠，屬於政治上的投機客，骨子裡是希特勒的同情者，最後也真的成為希特勒的副總理。共和國內外交迫，外有凡爾賽和約勝利國的頤指氣使，加上世界經濟大蕭條，雪上加霜，國內經濟政治全面崩壞，失業率高漲，示威抗議不斷，而少數執政又是一個完全停擺的政府，這才讓年邁的興登堡元帥意興闌珊。在策反納粹內部的反希特勒勢力失敗後，乾脆指派希特勒為總理。

當上總理的希特勒當然不會閒著，1933年一月上任後立刻再度解散國會，主導1933年三月大選，但已不再是民主選舉。不公平的選舉讓納粹得到44%的席次，雖未過半，但第二大社民黨只剩18%，納粹已取得絕對的優勢，至此國會連杯葛的力量也消失了。興登堡受制於希特勒，成為傀儡，原本像總統拐杖的緊急處分權，立刻成為希特勒的神器。反對黨開始被宣告非法，每當一政黨關門，其他黨卻心中暗喜，以為可以接收其選民，但不久納粹成為唯一合法政黨。 1933年11月底再度大選，納粹贏得100%國會席次，威瑪共和正式結束。

這段歷史清楚告訴我們，希特勒的奪權計畫其實無法在民主體制下達陣，關鍵在於威瑪憲法過於理想的設計，但運作困難，加上掌權的政治菁英自我放棄，或根本就是希特勒的同情者，一念之差將權力奉送到希特勒手上。希特勒原本求之不得，卻得來全不費工夫，孰令致之？原本大有機會抑制納粹發展而不為，等到這些菁英警覺到危險，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這個情形怎麼類比台灣？我國政治勢力的消長過程與左右光譜當然和威瑪共和不同，但目前社會的態勢與政治權力的分布卻十分相似。馬金之亂有如第一次大戰之於德國，造成內外交迫的政治焦慮。馬英九政權表面上讓國民黨人仰馬翻，實際上卻是卸掉國民黨的責任，讓朱立倫脫離犯罪共同體，搖身一變成為希望的寄託，而忽略國民黨本質上否定台灣存在的根本之惡，就像納粹倡言救國，本質上卻是否定共和國的根本之惡。而有如帕彭的投機客比比皆是，如王金平、宋楚瑜等，永遠懂得乘浪操作，一下子藍皮台骨，一下子永遠的國民黨，實不知這些變色龍的真正立場為何？

人民在九合一中確實有覺醒，國民黨本該就此泡沫化，但一些公民團體自認開宗立派，以新政治自居，不屑與傳統反對勢力為伍，反對黨則投鼠忌器，手軟不敢在立院下重手倒閣，反而要找國民黨談修憲。而這個修憲，極可能失去政權的國民黨不可能是以增加政府效率為思考，必定會以政治正確的語言包裝，暢言限制政府，實則慷他人之慨，犧牲可能執政的民進黨施政空間，如立院的閣揆同意權，倒閣、彈劾、罷免門檻的下修等。

國會監督當然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講理論不難，但國會的基礎與選舉的現實卻被忽略，也不見從憲政的層次對政黨的權力做出限制，甚至要反其道而行，增加不分區席次。可預見的是，明年大選後的國會仍是一個無效國會，仍是一個貫徹政黨意志的角力場。國民黨的立院席次或許會繼續萎縮，但極可能仍是第一大黨，而民進黨無法有效成長，加上所謂的第三勢力，反國民黨的席次或許增加，但小黨以不分區進入，形成多組一人或兩人政團，更趨向以單一議題要脅，左右逢源，更難整合。

最糟的結果是，即便國民黨失去總統府，但可透過立院的閣揆同意權實質組閣。若不幸這成為事實，就算民進黨蔡英文當選，她大概就只能像威瑪共和的總統興登堡大元帥，戰功彪炳，但面對一個只能控制國會1/3的小伍長，卻要無可奈何地言聽計從。而蔡主席好不容易在廢墟中重建民進黨，但面對一個在馬金之亂後打鴨子上架的主席，透過國會呼風喚雨，蔡總統可能也要言聽計從了。

「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恐怕不只是上街頭的口號而已。實無意外，國民黨派出一群黨棍馬臣進入修憲委員會，由一個已經證明背棄民意的國會直接和失敗的政權交換條件，我們還能期待什麼？而民進黨在取得行政與人民直接的選票做後盾前，和國民黨談修憲只會被吃豆腐。國民黨取大放小，最後以兩黨共同協議之名，大選綁公投，既無法區隔政黨主張，又讓選民別無選擇，在憲改的政治正確下，只好機械式地背書。之前七次修憲的苦果，就是這樣種下的。

因此，我們要慎重呼籲民進黨大選前停止所有和國民黨的憲改討論，直接把民進黨的憲政主張放入總統與立委大選的聯合政見，與國民黨版公開比較辯論。唯有先取得最直接的多數民意背書，才能要求反對黨妥協，最後再由全民公投複決。這不是政治不正確，故意在修憲的興頭上唱反調，這是憲改正當的啟動步驟。修憲不能只是一種莽動、一種道德，否則我們將怯於理性分析，本該掃入歷史的國民黨當然樂意潛入對賭，求之不得。

回頭遠看八十幾年前威瑪共和，歷史是可以翻轉的，只要那時的知識分子與掌權的政治菁英少些高調，認清禍源，納粹是可以被抑制的。行文至此，往前想像不到一年的我國政情，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與政治菁英，已認清禍源了嗎？還是正在努力把台灣共和威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