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是教育工作者,曾經幹過記者、教過書、作過研究,喜歡田野調查。
「公投」原本在國民黨跟媒體的操作下遭致污名化,再加上當前的「鳥籠公投」狀態,讓國人對公投難有好感。然而,歷經波瀾壯闊的「太陽花運動」之後,許多年輕世代體認到當前台灣的民主,根本無法有效回應人民的心聲跟訴求。於是,太陽花運動中形成的「島國前進」,便以「直接民權」的「補正公投法」連署,進行全島的串連跟啟蒙。
當中,公投法補正的連署,便是著眼於「取消公民投票法第30條所訂之50%投票門檻限制」為主要訴求標的。太陽花運動世代認為,投票門檻的降低,是人民直接民意的展現,更是補足代議制度的失靈。換言之,太陽花世代的意見領頭人認為,民主作為一種程序性工具早已鏽蝕,唯有透由降低民意展現的門檻限制,讓民代政客跟政府,能按照真實民意而行。
然而,不幸的是,這兩年幾乎是台灣的選舉年。2014九合一選舉完之後,馬上進入到2016年初的立委與總統大選。因此,主流的政治氣氛,相當不利於「公投法補正」此一攸關台灣長遠民主健康──「直接民權」議題的宣傳。由於,「公投法補正」在此刻離現實政治距離較遠,無法撩撥起政客跟媒體的興趣,導致公民團體得更費力,才能推動此一艱鉅任務。
因此,若太陽花運動領頭人能在過去幾個月的公投法補正連署運動的基礎上,推出跟大選綁在一起的「黨產公投」,則黨產議題的政治性,不僅可以成為選舉年中不可或缺的政治攻防議題,更可讓年輕世代公民運動,也能在接下來的選舉年中,不會因為選舉場合中的缺席,而弱化掉發言跟曝光的機會。再者,太陽花世代公民最在意的是作為一種「程序性工具」的民主,而黨產剛好體現出台灣政黨競爭的不公平,也因此種不公平,進一步腐蝕台灣代議民主的正常運作。
甚者,「黨產」的存在更是讓台灣的地方政治,遲遲無法從樁腳、派系與買票的鬼魅中出走。誠如,政治哲學專業的輔大哲學系教授沈清楷痛陳,黨產的存在,以及從事公共事務的政治團體,得以同時擁有商業投資公司,根本是嚴重斲喪民主政治運作的基本倫理規則──利益衝突迴避,並導致「黨產愈多,台灣民主便愈貧困」的可悲現象。因此,在台灣由「理念驅動」的政治,會臣服於「金錢利益驅動」的政治,究其主因之一,其實也跟黨產的龐大利益有著直接跟間接的關連。
此外,長期浸淫在此種將政治等同現實利益的環境氛圍下,讓台灣基層民眾,自然而然地內建「政治即是現實利益」、「政治即是骯髒」的先入為主觀念,讓原本想打著「理念」出征地方政治的年輕人,首先遇到的便是以善意為出發的勸誡跟冷言冷語。此些「政治刻板」,便弔詭地怯懦了想透由政治為介面來實現理想的人,卻在同時鼓舞了想透由政治作為逐利之工具者。這是為何,台灣政界的理想者鮮矣,但寡廉鮮恥者,卻如過江之鯽。
然而,黨產公投不應由民進黨發動,而應該由第三勢力或各公民團體為主要的發動機,如此,方能避免過去阿扁時期「公投綁大選」之時,媒體大多惡意地以選舉操弄評之與視之,而忽視掉公投題目本身,是否對台灣社會長期發展有利。再者,太陽花運動領頭人的公投法補正運動之效,雖難言明,但至少此議題的推動,不僅讓年輕世代認識到公投的重要性,也間接地替被國民黨跟媒體長期污名化的公投進行洗白的工作。復次,黨產公投此一議題,更是一個得以串接起眾聲喧嘩的第三勢力的政治串連與合作之機。
事實上,台灣公民團體因為對藍綠的政治立場不同,而常有不同主張與關注議程。但黨產公投卻是一個不論對國民黨的政治態度為何,不論對中華民國如何看待者,皆可共同協力推動的議題。畢竟,誠如上述,黨產嚴重傷害政黨競爭的公平性,帶給台灣政黨政治與基層政治運作的各項問題,因此,若能建構一套政黨公平競爭的環境,對於台灣民主的優化,將大有幫助。
又,若由民間發動公投黨產綁掛大選,除了讓黨產議題能伴隨著政治競爭而在選戰過程中不斷發酵討論,更有助於黨產公投能倚著總統大選的高投票率,突破台灣公投的50%門檻與過半的有效同意票的兩道鳥籠設限。因此,若能以此通過黨產公投,也意味著2016的國民黨將會輸掉大選機會大增,那民間團體將可進一步向新政府施壓落實按照公投結果,進行「不當黨產的處置」,並藉由處置過程中揭露黨產所珠串起的黨政商關係與社會人脈,並進行相關處置。屆時,一旦邁開此一帶有轉型正義意涵的政治大掃除的第一步後,各種具備更深度意涵的轉型正義的工程,也才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展。
由以上分析,「公投黨產」綁掛2016大選,難道不值得我們奮力一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