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自從中韓宣布結束FTA實質談判後，台灣官員和工商大佬頓時如喪考妣，宛如台灣即將亡國。全國工業總會發出怒吼稱：「讓台灣產業界感到『沉痛、憤怒、憂慮』」，並嚴辭批判朝野政黨，指不能光在國內惡鬥，光關注選舉。
台塑董事長李志村說，中韓零關稅是非常嚴重的事，「以後年輕人月薪不是22K，可能剩15K」。鴻海總裁郭台銘也警告，若他是外資，也不會投資台灣。
經濟部在未看過中韓FTA條文細節的前提下，就粗略評估對台灣的衝擊超過6500億台幣；經濟學家出身的陸委會副主委林祖嘉甚至投書媒體，暢談「自由開放是台灣唯一活路」。
從上述各種發言，不難讓外界理解，我政府官員和工商巨頭似乎把台灣國家發展的一切希望，全寄託在自由貿易協議上。一旦在FTA的簽訂上，搶輸了韓國，台灣將落入萬劫不復的境界。
但本篇文章要著墨的，不在中韓FTA對台灣處境的衝擊究竟有多大。畢竟，近期各界針對自由貿易協議對台灣的影響，已討論得夠熱烈，不差筆者再補一刀。
筆者嘗試從「自由開放對經濟要素的衝擊，所導致的社會及政治氛圍轉變」切入，試圖可詮釋為何過去6年來，馬政府的執政之路走得如此顛簸不堪，原本承諾的美妙經濟幻影，如今慘痛崩解。
馬政府源自經濟學出身的官員，深信他們所學的「自由開放」經濟論點。這套經濟自由化論述，也是30歲以上的每個台灣人從小就開始被灌輸，甚至到大學畢業前，都深信不疑的「信仰」。
但馬政府執政6年來，搞得社會沸騰，民怨四起；原本沈寂已久、不走上街的年輕人，紛紛跑上街嗆聲，一部份原因正起因於馬政府官員們深信這套理論，至死不渝，毫不質疑。
筆者並非要全然否認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優點。是的，「自由開放」是台灣的活路，是台灣的成長引擎之一，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也會如此；簽訂FTA也是包含台灣在內的許多國家必走的趨勢方向。
但是，「自由開放」絕對無法解決「自由開放」所衍生的種種問題。
正因「自由開放」，貧富差距擴大（生產要素的資源稟賦不同，流動性也不同）、薪資結構被扭曲、大者恆大的「馬太效應」浮現、地價被哄抬（「土地」這個生產要素在台灣是稀缺的）、土地被以發展之名的政策吞併、各種非生產性的投機行為猖獗不止。這些問題都是過去多年來不斷浮現，卻也難解的瓶頸。
無論是政治學理論或社會學理論都告訴學子，政府的存在價值是透過良善治理，試圖消弭「自由開放」所帶來的資本主義困境，搭起資本主義發展和社會之間的橋樑。
但如今，政府官員卻不斷告訴我們，若不開放，企業就跑掉；不開放，台灣就死路一條（這暗示著，過去60多年來台灣都把門關起來？）
檢視官員和工商大佬的思維，不難看出，政府官員仍冀希望於「自由開放」，用持續「成長」，來解決自由開放爆發的問題，而非思考台灣的產業轉型（和背後的教育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馬政府卻仍寄望，透過自由開放，一舉回到30年前，台灣欣欣向榮、社會均富的榮景那般。
但歷史和社會學告訴我們，這已是不可能的！（否則，馬克斯還沒出名，就已淪為歷史垃圾桶的餘灰）因為，古典主流經濟學主要解決的，是「效率」問題，而非「公平」問題。
當前台灣社會，早已不是30年前那個年輕氣盛的小伙子。只要扭開一瓶蠻牛，就能在KTV唱通宵了。（但中國尚能夜夜笙歌）
目前的台灣社會氛圍（尤其年輕人）不再如30年前，只要政府高舉經濟成長，就一呼百諾；而是在經濟成長之餘，更多思考「質」的質量內涵：公平、正義、個人成就。
同時也在反思著台灣產業，是否仍要持續走著過去的傳統老路，不斷透過大量製造、生產、壓低售價、代工（和背後的勞動剝削），來撐起脆弱的榮景？
這正是自2008年美國金融風暴後，賦予全世界的另一種反思。許多在全球各地此起彼落的各種社會反抗運動、政治社會革命，都起因於過度資本主義化的弊端，也衝擊著傳統型態的政黨或政治體制。
自去年凱因斯學派的羅伯特·席勒，到今年獲得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法國產業經濟大師梯若爾（Jean Tirole），以及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皆不再一味倡議放任自由開放的資本主義發展論。
而是更多省思政府在經濟體系中，理應扮演的管理角色。他們清楚，放任自由的經濟，對社會帶來的何種惡果，而這些卻是傳統主流經濟學家極不願打開的潘朵拉之盒。
台灣也不例外。台灣新型社會氛圍和結構所凸顯的渴求，早已不是深信「唯成長論」的馬政府能夠滿足的。未來，隨著傳統生產要素稟賦（土地、人力、資本）差異，因更加自由開放而不斷拉大，政治聯盟（政黨）的面容也將勢必不再如過往。
在開放經濟衝擊下的轉型社會中，原本以「統獨、藍綠」為「號召／對決」的政黨訴求，需要更多回應來自經濟自由開放，導致社會結構差異，而激化出的怨懟。這些矛盾，已在過去兩年的各種選舉過程裡，不斷被論述、強化、重視。
倘若傳統政黨、國家政治體制，乃至產業結構無法調適新的社會結構及政治需求，台灣未來必將迎來極為艱困的轉型之痛。那就不是「自由開放」能簡單處理的課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