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時序即將進入夏秋的颱風季節，對身處多颱多災的臺灣來說，又要開始擔心土石流、潰堤、淹水、滅村的夢魘，政府每年投入上百億元的治水經費，但「永續治水，永續淹水」的景象似乎不曾減少。何以治水的成效如此不堪？摒除選舉綁樁、工程分贓的陋習外，根本的原因就是堅信人定勝天的開發思維沒有改變。長期對土地資源的開發、掠奪，其結果就是張素玢教授在《濁水溪三百年：歷史•社會•環境》書中所看到的濁水溪，從「母親之河」到徒具「殘山剩水」。
本書作者本著對土地的關懷，以二十年的時間著手文獻研究、口述訪談和田野調查，希望從「環境與人」的觀點切入，探討濁水溪三百年來的人地互動，詮釋歷史、水文、災害、社會、經濟、環境等問題。作者認為從人和濁水溪有互動以來，濁水溪有六個關鍵年代，分別是1719年八堡圳的完成、1898戊戌大水災、1920年濁水溪堤防築起、1934年日月潭水力發電廠完工、1960年地下水的開發和2001年集集共同引水的峻工，這六個關鍵年代不但讓濁水溪功能改變，而且也讓濁水溪陷入南北岸之爭、分水之爭、地下水之爭及工農之爭等四大歷史難題。以濁水溪的生命史來說，1920年堤防的興建，對濁水溪的影響最大，原本讓人敬畏萬溪奔流的濁水溪，在堤防興建後變成被人控制約束的乾涸荒溪。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一部濁水溪生命史道盡臺灣土地的滄桑，人性的貪婪、政府的失能和大自然的反撲，三百年來似乎沒有改變，且有惡化的趨勢。清領時期是農民之間爭水灌溉，對環境影較小，今日則是政府帶頭圈地搶水，環境急速崩壞，作者的焦慮也在於此。
從歷史發展來看，「堤防」、「治水」美其名是保護人民身家安全，實際面則是邊際土地的掠奪和治水經費的分贓，不論是大甲溪、烏溪、濁水溪、下淡水溪（高屏溪），在日治時期堤防修築後，其所產生的浮覆地最後的獲利者都是官方、日本退官、日本財閥和臺灣大資本家，長期順應自然使用土地的下層「緣故」者，在堤防興建後被迫離散，這些邊際土地到後來順勢為國民黨政府、公營事業和財團所接收，接收後為求更大的土地效益，再不斷強徵民地來設立工業區和科學園區，從土地離散的人有增無減，執政者對土地的不尊重和亂無章法的國土規劃，不只讓土地浩劫永無止盡，也讓土地上的人漸漸失了根。
堤防的興築都是為了治水，然何謂治水？政府是真的在「治水」？還是在「治水工程」？治水最好的方法是疏導並遷民以避水，還給河流氾濫的空間，此簡單的道理大禹早就知曉。但是臺灣的河川陂度陡、流速急，來自日本和國民黨兩個殖民政府的技術官僚習慣大河漫流的水患治理，對臺灣湍急的河川治理經驗有限，因此，臺灣總督府初期的治水只偏重在河川工事，到1920年代才慢慢注意到治山防洪，山林保育的觀念更晚到1930年代才形成。但到了戰後，因國民黨政府並無長期經營臺灣的規劃，以及1960、70年代急需賺取外匯，臺灣的山林開始大量被砍伐，再加上之後發展的高山農業及山林休閒活動，治山淪為空談，治水回復到河川工程本身，那裡淹水堤防就蓋到那裡，且工程品質不能保證，典型的治標不治本，所以只見河川堤防不斷地被加長加高，但水患的悲劇卻一再上演，更弔詭的是堤防內外還會開闢道路呢！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面對河川湍急的臺灣，究竟該如何治水？本書的作者從歷史的視野告訴我們，不管經濟如何發展、政策如何改變、工程如何先進，對河川的人為造作愈多，其問題就益形複雜。以濁水溪來說，三百年來不斷扮演「資源」的角色，其源頭活水已衰竭，生病的河川，反映出病態的社會，屬於江河的仍需還諸江河，不管人類如何以工程誇耀科技，若只從利用觀點對待大地，那麼，人與自然之間進行的，終究是一場「零和遊戲」。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對於作者語重心長的省思，可以從台北盆地的人地關係來印證，政府和財團們努力開發淡水河周遭的低漥地區，並將基隆河截彎取直，企圖與河川爭地，這些低漥地區和彎曲河道原本即具有滯洪、緩衝水患的功能，但被我們改變了，因此遇大洪及滿潮，河水宣洩無門，在一定會自己找出路下，最後只好往市區淹去，此時就算是用最昂貴的台北捷運車站來充當滯洪池（某任台北市長話語），恐怕也於事無補了！類似這樣的與大自然爭地，除台北盆地外，在桃園台地、台中盆地、濁水溪沖積扇，甚至花蓮地區，在各地都陸續上演中。
河川本該奔流！不是嗎？開發的思維再不改變，納莉風災大台北「淪陷」的畫面會一直上演，且會愈來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