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台灣人，我主張廢除死刑

發佈於五月 25, 2014

這次捷運兇殺事件，我在電視上看到捷運上死難者的身影，我想我們雖然互相不認識，但那種淒楚悲傷是互相可感的；另一方面，我看到兇手鄭捷滿面血跡坐在地上的樣子，我不清楚為何他如此冷酷——但我認知他作為人的心脈都還在跳動，那麼他可能就還有思想、還有感情，他應有重生的可能。面對鄭捷這樣的真實血肉，變成了大眾發洩憤恨的對象，其實我心裡是焦慮難耐的。

我的理想是台灣獨立，我認為台灣人不但要站起來建立自己的國家，更要建立一個平等、自由而民主的國家，最終這個國家能形成無數而有機的部落，部落之間的人民都自由且平等地相互合作、來往，而人的本身是這些部落裡最重要的價值。如同史明的革命烏托邦：首先我們要獨立，建立民主制度，更要爭取公平正義，我相信我們雖然生於差異，但終於學會相愛。

東海大學首先擁抱了鄭捷，他說「他是我們的家人」；但鄭捷何曾只是東海的一份子，他也是整個台灣社會，整個有機共同體的一份子。作為獨派，我知道民族主義來自於想像，我們對於遙遠彼端的人們並不相識，卻知道彼此語言與文化是相通的，我們共同創造了記憶，也並肩開鑿了通往未來的理想之途。不過，也因此，我們同樣經歷創傷，也同樣雙手沾滿鮮血，是反抗者也是壓迫者的矛盾組合。

過去台灣這塊土地發生過多少次的流血衝突，從荷蘭人以火槍射向原民的軀體，呼嘯滿人座轎，穿過日本帝國太陽旗，遺下一顆顆二二八族群間的累累彈痕（而煙哨最後迴繞在樂生院的廊柱難以飄散）。我不斷提醒自己若要成為想像共同體，歷史包袱無論哪一方都有責任，一面抵抗有權者的壓迫，一面認知到還有更多弱勢因為歷史的冷漠而遭受苦難，對此我們需警醒，如同母親美麗島一再叮嚀，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作為獨派我不能忘記，白色恐怖陰影與漢人對原民的壓迫，兩者化成了具體的暴力，為此鄒族青年湯英伸憤怒地反手回擊，傷害卻重重打在族人的期待及，年輕的身體（族群兩個字如何寫下痛徹心扉的台灣史）。作為獨派我不能忘記，每個刑案背後都有龐大的社會結構，人性偶然會失控心會碎裂，但那些暴力之後痛楚、那些反省——若我們高聲怒吼我們是勇敢的台灣人——我們都必須一肩扛起。我還不能忘記林宅血案之後，林義雄先生了選擇以非暴力行動面對仇恨，他不以兇殘回應兇殘，他在敵人與自身的魔鬼面前，無比剛毅。

你說你依舊不能原諒，我們的語言太過菁英，像在雲端霧裡，群眾們只是想要安全回家、想要讓家屬得到慰藉，行兇者得到應有的懲罰。好吧既然菁英，那我們談談階級。我們台灣人都要接受義務教育，從國小讀到國中三年級，通過兩次大會考以及無數次小型的分類篩選，最後教育審判了我們，有人是會讀書的就去唸大學；有人是不愛唸書的，就只能選擇沒有前途的前途。雖然彷彿是命定的，會不會唸書取決於家庭背景好壞，但我們台灣人總是相信努力還是可以改變許多事情，階級可以流動，未來可以改變。

但可能你沒發現，有些孩子在伊始就落在「起跑點」之後，雖然教育者都知道某些單親家庭、隔代教養等等社會弱勢的孩子更為落後，但教育者們仍然選擇了貼上分類標籤：不努力、不自愛、不受教，最後一張是「不可能」。不可能爬上頂尖念大學，不可能好好做人找工作，不可能…、不可能…。當你我或許作為一名資優生，在台上領獎時是否也有印象看見，台下某個孩子聯絡簿沒簽，手心剛被老師打得紅腫？或者身上衣服油漬未清，被同學們關廁所之後，啜泣的鼻涕未乾？或者一出校門就呼朋引伴飆車，國一抽煙國二刺青國三坐牢的大男孩？

那些你我登上升旗台（榮耀地接受校長微笑祝福）的台階，不是由個人的聰明才智，而是父母們的文化薰陶、教育投資，以及中產階級自我規訓所造出來的。當你我登上台階，無形之中其實也擠下多少期望登階的同儕（但師長、家長及你我在潛意識裡都知道，那些「不自愛」的人們，生下來就已經不可能了）。只是你我會在競爭推擠上位的過程中，同情地回望某些人們的人生，然後說聲「加油」。

人心是太容易碎裂的，而心碎之後，人們無能為力又慌亂地縫縫補補，最終就是粗糙地以暴力來黏合，但為什麼這些人如此心慌意亂？犯罪率總是和貧富差距、社會上的歧視不公現象成正相關，但既得利益者總是不願意面對自身的冷漠（但被「反擊」之後又將勃然大怒）。於是邊緣他者「人何以堪」，於是暴力滋長於斯，於是，社會生存的本質不適合他們，此本質卻是我們冷漠所造。

我們需記得，自殺的暴力也是一種暴力，只是行動上比較安靜，而不容易傷害他人。但你我從不看人心的心碎，不聽各種痛苦難堪的警訊，我們表面相愛，說是一家人，但實際上卻對他者無端壓抑、排斥（你不需施予同情，因你也是壓迫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