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自由作家
在我國大學的學術界裡頭，或許還是有些老師在內心深處深深佩服鄭南榕先生的過往點滴。當我們把眼光放回那個沒有民主自由的年代時，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批評蔣氏父子的暴政、筆伐一黨專政的禍害，還是鼓吹組織反對黨、勇敢宣揚台灣應該獨立，鄭南榕先生無役不與。他個人以犧牲生命實踐了對民主自由的堅持，令人動容再三。照理說，隨著台灣民主的緩慢前進與成長，鄭南榕先生的事蹟應該越來越清晰才對。但是，很遺憾地，事情並沒有這樣發展。不僅有關鄭南榕先生的研究起步甚晚，現在的台灣人民似乎也對那個爭取民主的年代興趣缺缺，甚至唯恐避之不及。
我們的歷史教育長期以來缺乏對民主與自由的真正堅持，以致於出現了莫大的道德破口。該肯定的不肯定，該檢討的不檢討，這些現象如今充斥在台灣的每個角落。一個擁有眾多來路不明財產的政治團體，居然出現了高舉清廉旗號、發明「大水庫理論」的政治明星；昔日站在民主前進的對立面的黨國人物，之後居然數次投入民主選舉，更不惜以下跪來證明自己是台灣難得的親民官員；逼死鄭南榕的前黨國總統，後來變成台獨精神領袖，連當年拘捕鄭南榕的刑事組組長都可能會參選新北市長了—如果這不是荒謬，什麼才是荒謬？孔丘生於今日台灣，肯定也要嘆息惡紫奪朱。鄭南榕對台灣民主自由的貢獻是那麼明顯的事實，對他的應有肯定竟然被窄化為只是個別政治訴求下的史觀。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對這個現象我們不必覺得太奇怪，因為這是台灣人—或者讓我更大膽地說，我更願意針對台灣學術界的高層—長期普遍對這塊土地的歷史採取鄉願與漠視的態度所造成的。
其實鄭南榕並不特別，他就跟許多古往今來為了理想捐軀的志士仁人一樣，例如譚嗣同。戊戌政變後，不少人一直勸譚嗣同趕快離開北京，但是譚嗣同始終不肯，最終留下膾炙人口的絕命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譚嗣同曾說道：「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嗣同當然可以逃，但他更願意以他的死來加速中國變法事業的進展。同樣地，鄭南榕當然可以不必死，鄭南榕當日倘若被警察拘捕、坐牢，出獄後仍然一樣是條好漢。但他更願意死—他更願意用他的死，來加速喚醒國人對自身前途的覺悟。
有人把鄭南榕視為恐怖份子，這個現象恰恰透露出大部分台灣中產階級的歷史素養嚴重不足。恐怖份子之所以是恐怖份子，在於他們傷害了無辜的平民。同盟會烈士溫生才刺殺了廣州將軍孚琦，一樣被視為烈士，並不被視為恐怖份子。倘若當日溫生才持槍掃射殺死無辜平民，自然得不到烈士的評價。如今鄭南榕選擇用自焚這一種只傷害自己身體、絕對不去傷害其他人性命的抗議方式，更顯出他對和平的堅持。倘若把鄭南榕視為恐怖份子的標準是對的，那中華民國建國之前革命黨那些可歌可泣的義行恐怕都要重新評價了，不是嗎？
也就是因為鄭南榕的所作所為實在太光明磊落了，以致於狠狠照亮了那些至今站在講台前但是心態永遠跟不上時代的師長的不足之處。我猜想當他們聽到現任台北市長的父親說出「如果沒有過去的戒嚴，就沒有今天的自由民主」這種話的時候，恐怕在心中都不禁拍手叫好，因為總算有人替他們這些所謂的知識份子這些年來始終如一的無所作為在倫理學上解套了。
只是筆者行文至此，還是有點疑惑，那位發言質疑鄭南榕對台灣民主自由的貢獻的歷史系師長，是台灣研究英國勞工史的專家，理應明白弱者向強者爭取政治權利的過程中，很可能發生流血甚至犧牲性命的事。當時英國的禁止結社法是那麼無情地壓制了工會的活動，這段史實這位師長是知道的。鄭南榕對台灣民主自由的貢獻中，恰恰有一項就是對結社自由的爭取。如果這位師長願意好好認識鄭南榕的過往，或許她會明白，成大師長高層難容南榕是一件在歷史上多麼荒謬的事。
就在這些心態永遠跟不上時代的師長的帶領下，在校長的黑色幽默中，成大校務會議通過取消新廣場命名活動。這看似中立，其實鄉願如故。該肯定的繼續不肯定，該檢討的繼續不檢討，所以成功大學將繼續紀念鄭成功，成功大學的中正堂也將繼續緬懷蔣中正，至於那棵南方的大榕樹，想必已經成為這些師長心中心驚膽跳的恐怖地標，連上臉書打個卡都怕怕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