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與自由：中國的小資產階級革命（下）

業主維權的政治意涵

業主維權就是這個脈絡出現的現象，常見的形式即是小區出現了有熱心公益的帶頭大哥或大姐，憑籍他們的法律知識與社會關係，組織業主委員會，向建商或物業公司爭取公道。根據上海大學教授盛智明的研究，從1999年起，全中國大約出現了近200件起的業主維權案件。

當今中國的維權很像是八○年代中期台灣的自力救濟，都是由受害者發起的集體行動，但是組織化與理念發展仍不夠完整，很難套用社會運動的概念來加以描述。大部分維權行動的參與者是弱勢群體，例如下崗工人、被遷戶等，中產階級願意參與這樣的活動，引發了許多研究者的關注，也產生了一些詮釋上的論辯。香港科技大學蔡永順教授強調，業主維權住住是採取溫和與守法的策略，他們特意避開敏感性的議題，不踩紅線。盛智明也指出，業主積極份子的動機很複雜。他們一開始當然是為了公利，但是後來也有可能為個人帶來私利，例如拓展人際脈絡，或是甚至以收費服務方式來幫忙其他小區搞維權，因此，最後成了公私難分的情況。

相對於此，澳洲國立大學的Luigi Tomba教授與加州大學Santa Cruz分校的Benjamin Read教授則是持比較肯定的評價，業委會是目前官方少數願意承認的民間自發組織，他們有正當性可以代表特定群體的願望，因此具有更廣大的政治意涵。

在此，我是傾向於接受後者的看法，看似溫和的中產階級行動其實帶有激進化的可能性。就如同一位深圳的業委會主任所說，「業主聘請管家，當然是業主說了就算，怎麼會是由官員來決定？」業主因為可以因為繳納管理費，就來決定聘那一家物業公司，決定合同的內容，而不需要官員來包辦。如果小區可以這樣自治，那麼在更大的尺度上，城市、國家也不應該如此嗎？如果說業主可以決定管家，那麼公民當然也可以決定誰來當公僕。因為有了財產權，所以要有政治自由，這個資產階級的邏輯是與目前的共產黨專制，是本質上相互矛盾的。

有些業主維權人士認為，欺壓業主的物業公司只是政治貪腐、官商勾結、人治大於法治的不幸後果。但是我認為那只是表面的現象，真正的關鍵在於「業主自治」概念本身即帶有顛覆性的意味。也因此，中國政府才會處處為難業主維權，從設計高門檻的表決程序、特意刁難業委會的登記，到派國保人員監控帶頭份子。因此，住宅與房地產雜誌總編輯張紅喜指出，目前全中國成立業委會的比例只有25%，而且大部分都是物業公司的傀儡，沒有在實際運作。

事實上，官員常用典型家父長主義的論述來合理化物業公司的支配，例如，一般業主沒有管理小區的能力、業主工作上班太忙，沒有時間與意願來參與。有些小區的業委會出現派系衝突，導致業主大會無法順利召開，或是少數人可以抵制多數人的決議等現象，因此，不如完全交給物業公司來包辦。很明顯，這一類說詞沒有什麼新意，幾乎都是可以在各種為政治專制辯護的保守論述中找的。

到底共產黨在怕什麼？成功的業主維權即是帶來了一戶一票的業主大會、財務透明而具有可課責性的業委會、依據合同辦事的物業管理。如果這些基層的小區自治可以在中國城鎮遍地開花，那麼一黨專政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性？

小財產的大革命

如果上述的推論是正確的，洛克的觀點似乎是可以成立的，因為沒有財產權，就沒有追求政治自由的渴望。在以往的工作單位制下，員工爭取公有宿舍的自治權是不可能發生。如果中國業主不是花費代價取得私人擁有的商品房，他們也不會熱衷於種種與自身權益相關的維權活動。

但是嚴格來說，這種資產階級民主論的看法是不足的。首先，如果不是因為小區的建築設計，將所有業主的財產緊密地綁在一起，成為彼此禍福相依的共同體，集體行動是根本不會產生的。如果中國房改走的途徑，是使大部分業主擁有清楚分割的獨幢住宅，那麼財產權只會帶來「個掃門前雪」的小農意識，而缺乏公共討論與集體決策的必要性。

其次，業主維權所直接對抗的是財大氣粗的物業公司，這是一場小財產對抗大資本、使用價值對抗交換價值、居住權對抗資本積累的戰爭。洛克式自由主義所忽略的，當財產轉化成為政商勾結的資本，其結果不是政治自由，反而是全面性的壓迫。事實上，這也是構成馬克思質疑財產權的思考起點，只不過，他沒有料想到，當全面廢除了私有財產，政治自由也無從實現。

中國的業主維權所帶來的啟示亦即是，我們需要在洛克與馬克思之外尋找政治自由的經濟條件。我認為，在2012年出版的《給無政府主義的兩項喝采》(Two Cheers for Anarchism)一書，耶魯大學James Scott教授揭示了這樣思考的可能性。Scott指出，小資產階級從來沒有自己的哲學家、政治宣言或組織，但是他們卻是許多重大歷史變革中的被忽略的主角。

導致俄國沙皇政府垮台的原因，並不只有聖彼德堡勞工的罷工，而是眾多無名的前線脫逃士兵，他們只是想要回家鄉佔有土地。讓東歐社會主義陷入經濟危機的因素，是在國營工廠摸魚、在下班後兼差打班的勞工。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來看，擁有自己的家、田地或是生意，就是帶來尊嚴與安全感，無論是在殘酷競爭的資本主義，亦或是官僚支配的社會主義，這即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因此，目前在中國方興未艾的業主維權行動，即是一場無聲無息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就如同沙皇的士兵、東歐的國營事業工人一樣，中國業主所渴望的是可靠而安全的小財產，民主或是政治自由的想像並不存在於他們的視野之中。但是他們沒有料想到，這樣看似平淡無奇的願望，卻有可能在未來引發巨大的政治後果。

理所當然，最有可能挑戰政治威權的群體不是這群相對優渥的城市中產階級，而來自於倍受壓迫的農民工，誠如馬克思所說的，正是因為他們一無所有，所以在接下來的革命中，他們最多只是失去加諸他們在身上的鎖鏈。但是對於業主而言，小資產階級的維權則是他們最有可能撼動體制的唯一方式，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