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中國人」為甚麼比粗口更難聽

比粗口更難聽的話，乃一句「大家都是中國人」。除了因為大陸人在外地失禮橫蠻、在國內無惡不作，毀了所有華人甚至黃種人的形象以外，我們對這句話的感受，實牽涉更深層的民族身份問題。而這個問題自從1911年之後，都沒有好好解決，禍連至今。

我們討厭「大家都是中國人」，實由於「中國人」根本是一個空洞的詞語，是無法指涉有血有肉的眾人。因為「中國人」這個字所包含的東西太多，多到一個地步，就是空廢；等於你以「地球人」來形容一個人，是無法指涉那個人的任何特徵、特性和差異。所謂「中國」，九百多萬平方公里，地域差異太大。廣東人就是廣東人、東北人就是東北人，彼此的文化、水土、民俗、語言甚至宗教皆相距甚遠，而這些差異和場域是政治所不能染指和改變的。一個一元的政治結構，不代表可以統整多元的地域差異。所以中國歷史上，永遠是中央衰落，地方必然抬頭。用「中國人」來說話，就是霸道地將另一個人的屬地根性抹掉，將其強行塞入一個叫作「中國人」的模具中。

「中國人」這個概念是一元的。以前沒有「中國人」。以民族分，有漢人、滿人、藏人、疆人、蒙古人；以地區分，有廣東人、福建人、江蘇人、北平人、滿洲人－卻不流行「中國人」。因為以往的中國，就是一個世界，所以講「中國」是沒意義的；到了西力東漸，「世界」之概念擴大到重洋以外，在各國洋人面前，「中國的人」要有個身份；在革命成功之後，要收拾舊山河，於是滿漢蒙回藏要五族共和，所以四萬萬人的千差萬別要暫時放下，大家要統整為「中國人」面對外部世界。

所以「中華民族」或是「中國人」是一個政治概念，是由於中國不再閉關自守，世界觀外擴而產生的政治需要。但是內部交往時，則必須重新承認差異、考慮差異。煞有介事地使用「中國人」這個概念，則必定惹來衝突－這就等於對人說，「你跟我沒有分別」。一元的強制加諸，必然引發主體意識的啟動和反噬。

「中國人」是一個對外的身份，一個總體論述；對內交往、處理區域利益問題的時候，就沒有這支歌仔唱。廣東人還是廣東人、香港人還是香港人，不承認這個現實，就沒有話可以談。也許以往的四萬萬斯民到現在十三億人「中國人」，太過習慣蘇俄式革命政黨（中共和國民黨）的政治宣傳，甚麼都要一元，視「一個中國」為天條，完全忘記以往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整體。王家體制在重山以外，帝力於我何有哉，地方自有地方的體制。只有一個時時在革命狀態、要防備外敵的政治體制，才會神迷於泯滅差異、統整全國。

早前讀史達林的傳記，看到他坐上黨國大位之後，一日，他家鄉喬治亞（一個有自己語文「喬治亞語」的地方）的人民抗議蘇聯黨國若干行政問題，於是史達林竟然親自帶領軍隊開入家鄉殺人「平亂」。此段故事，堪為「一元體制」之最佳解釋。即使是家鄉，也必須全面與黨國「溶合」，沒有舊情可念。

王家衛的《東邪西毒》有這麼一段戲：窮家女的弟弟被官府的刀客所殺，於是去找歐陽鋒，想尋一個殺手替弟弟報仇。歐陽鋒說，她沒有錢，幫不到她。於是她一直在門外等。之後歐陽鋒請了另一個刀客洪七，最後洪七只為了一隻雞蛋、也不是為了要她以身相許而出手幫她，血拚刀客的時候還被斬斷了一隻手指。

歐陽鋒問：「為了一隻雞蛋而不見了一隻手指，值得嗎？」

洪七答他：「不值得，但我覺得痛快﹗這才是我自己。本來我應該沒事，但是我的刀沒以前快。我以前快是因為我直接，覺得對就做，從來不會想甚麼代價。我以為自己一輩子都不會變，直到那個女子來求我，我才發覺自己完全變了。我居然沒有答應她。因為我知道你一定不會答應。那天，我很失望，我覺得我自己跟你混在一起，變成一個人，沒有了自己，我不想跟你一樣。因為我知道歐陽鋒絕對不會為一隻雞蛋去冒險，這是我和你的分別。」

一個人如何找到自我、一個地方如何找到自我？逃不了的，就是會用減法。我是我，因為我跟你有一些分別。為了一隻雞蛋去冒險、為了一些事情堅持、受苦、忍耐，好像很不值得，但這是我們和你們的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