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現在是完全自由開放的社會，只要不違法，大家可以隨心所欲做想做的事。不過在戒嚴時期，很多現在看來理所當然的事，當時統統都不准做。例如曾經有段期間，台北市的中學生自9月起就沒有假期，必須為了雙十國慶、台灣區運動會，被動員去排字，成為國家慶典的人肉布景。

北韓動員數萬民眾在國家慶典上演的排字秀，能分秒不差地變換畫面，宛如人體LED，舉世稱奇。其實在廿年前的台灣，每逢光輝的10月，台北市的中學生也要上演排字秀；先是為了歡迎歸國僑胞於10月9日在體育館舉行的四海同心聯歡晚會，有數千名學生手舉牌字版排字；接著是10月10日在總統府前的閱兵大典，更有數萬名學生頭頂傘帽，排出國旗、中國民國萬歲等圖樣；月底還要在區運會演出。

排字的創始人是北一女美術教師黃鈞。他在1963年從教育電視台轉任北一女後，先是創立儀隊，設計各種隊形；之後在1964年的北一女運動會，利用不同顏色的帽子與衣服，指導啦啦隊排出簡單的字樣；接著在1969年的台北市中學運動會，指揮千名北一女啦啦隊排出各種加油標語，大出風頭。自此，每逢重大國家慶典、運動賽事，就會伴隨北一女的排字演出。

中國國民黨政權竊佔台灣初期，對台灣人民的鎮壓是全面性的，不但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進行強勢專制統治，在文化上也進行毫不留情的遏制措施，完全否定台灣文化的存在地位。

二二八事變之後，中國國民黨政權所進行的第一波整肅中，除了徹底關閉非親極權政權的報紙、文化機構之外，還將一大批不馴服的新聞人、文化人抓進牢裡；第二波整肅則從1949年開始，延續了一整個白色恐怖的漫長時期。

1949年的四月六日，極權政權藉師範學院、台大學生與警方發生衝突的「四六事件」，羅織逮捕了一批新聞界人士，大致上可以看成是第二波整肅的開始。

這一波所逮捕的人士，有著名的日治時代台灣作家楊逵，以及楊逵所任職的《力行報》主要幹部（包括社長），不過，其中有一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生報》〈橋〉副刊主編史習枚。

日本結束臺灣的殖民統治之後一年又六個多月，發生二二八事件；再兩年十個月，中國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短短的四年多，發生這麼多事情，對本地社會衝擊很大，我們要怎麼去了解？

首先，為什麼「國府」會「撤退來臺」？是因為中國國民黨掌控下的政權在內戰中被中國共產黨的勢力打敗，一再失去據點，最後將整個中央政府和軍隊，以及相關人員，撤退到臺灣。在黨國教育中成長的世代（你們的父母輩），對於這段歷史，往往將過去學到的視為理所當然，但是，如果我們試著貼近當時的情境，會有很不一樣的了解。

臺灣在1895年由清國「永遠讓與」日本。在被朝廷拋棄之後，許多中下階層的臺灣人起來用生命捍衛鄉土，雖然終歸失敗，但開始形成「臺灣人」的概念─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第一次將島嶼（大臺灣，含澎湖與離島）的邊界當作人群認同的邊界。在日本統治下，臺灣原住民和漢人一起體受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的雙重過程。而在這個時候，清帝國被革命黨推翻，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帝制復辟、軍閥割據，政治和社會很混亂；1920年代，中國共產黨成立，和中國國民黨為了控制中國這個新興國家的土地和人民，展開慘烈的鬥爭，一般稱作「國共鬥爭」。

台灣力拼教育改革，十二年國教更是強調「素養導向」，希望能夠提升學生的競爭力，培養帶得走的能力。此次最大的變革是「跨領域學習」及「知識能夠被實踐」。過往的教學總是注重知識的認知，但現在更加注重情意及技能，也就是對外來的環境刺激有所覺察，以及能將學習到的知識，轉化成行為表現。

不可否認，教育部對此下了不少功夫，辦了許多工作坊增進在職老師實力，對於師資培育課程，也開始教導師培生如何素養導向的教學，像是問題討論法（ＰＢＬ）的教學方式：「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以實務問題為核心，鼓勵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能力」。但真的能夠達成十二年國教的願景嗎？

在一場演講中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秘書長郭駿武談及自己擔任全職奶爸的經驗。在孩子出生前他曾與妻子討論，希望由他來帶小孩，並辭去工作後專心在家照顧孩子。而在育兒經驗中，他最怕獨自帶小孩出門的時候，因為時常需要面對鄰居質疑的眼神與問話，他們總會帶著關懷的眼光問說：「你的太太呢？」，彷彿女性帶小孩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男性獨自帶小孩一定有特殊的原因。

面對這種狀況，他總是耐心地回應鄰居的質疑。久了也讓他不禁思索，為什麼媽媽帶小孩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爸爸帶小孩卻要被放大檢視？而後他分享最可怕的不是鄰居，是家中的父母長輩。「大男人不工作沒出息！」是最常聽見的指責。可見全職奶爸除了時常面臨性別歧視的言論外，性別不友善的育兒環境更是一大挑戰！

性別友善環境從你我做起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California Dreamin'

在1994年王家衛導演的《重慶森林》之前，「媽媽與爸爸合唱團」（The Mamas & the Papas）其實也不過就只是「另一個60年代的流行樂團」，通俗、悅耳、有點甜、有點軟，和整個60年代搖滾光景中澎派激昂、風起雲湧的激昂的反文化青年運動關係似乎不深；但回到1990年代熙攘繁忙、人口稠密的香港街頭，被困在現實生活中，愛戀著、失戀著、暗戀著的年輕男女，每天和許許多多人擦身而過的同時，內心卻永遠都都藏著深刻的孤寂和渴望──望著雨中灰濛的香港，卻忍不住渴求著遠在太平洋彼端，溫煦的加州陽光。

史明歐里桑第一次見到我與士博的孩子時，給了澄澄一個評語，他說：

「這是一個自由款的孩子。（che-si chi̍t-ê chū-iû ê gín-á）」

看著超不安份，拼命動來動去、四處爬的澄澄，我心裡想著歐里桑果然是有念過哲學的人，評論用詞跟一般活潑、可愛、活骨（o̍ah-kut）真是有差。自由的孩子，聽起來很開闊，也把出生不久的這位小妞形容得恰到好處。

後來想想，「自由」二個字，大概也是歐里桑一生追求的目標。「臺灣民族主義」、「臺灣人出頭天」的背後都是由「自由人」的概念所支撐，這是在大正民主浪潮下，經過修身教育概念洗禮的歐里桑終其一生所做出對於「人」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