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高雄市代理市長葉匡時在接受網路媒體專訪時，表示高雄輕軌第二期工程，在大順路區間因沿線居民反對，因此無法維持原有方案，並抨擊前市府興建輕軌的策略。

太陽花學運324行政院血腥驅離事件，法院裁判近日出爐，認定北市警局須賠償受害者。與此同時，前總統馬英九頻頻放話唱和中國統戰，稱「台灣應對統一保持開放」，讓筆者想起他過去「太陽花（阻擋服貿）害死台灣」的發言。事到如今，看到美中貿易戰下，日益惡化的中國經濟，作為學運參與者，筆者不禁要問，要是沒有太陽花學運，台灣是不是早就「被送中」，成為中國的禁臠了呢？

眾所周知，三島由紀夫於1970年11月25日，以極為慘烈的方式切腹自盡，成為轟動全世界的社會事件，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已預先限定我們對其文學內容的探討。這就是說，當我們進入三島由紀夫的殉道領域之時，遍布在其作品中互為矛盾的自然觀念，很可能被其七生報國似的載道之言覆蓋。但是歷史研究做出證明，探索作家所抱持的自然觀念，有助於我們理解他的文學圖景，甚至得以深入他的生死觀，從中找到視死如歸的最終根底。就此而言，這樣的閱讀和探索，既有比較文學研究的廣泛意義，亦可作為另類宗教思想領域的途徑。

自然中的各種形態

《陽光普照》（A Sun，2019）是鍾孟宏的生涯代表作，也是2019年最佳的台灣電影，它讓我想起同樣處理家庭題材的《顛父人生》（Toni Erdmann，2016），它的黑色幽默與後者相比毫不遜色，甚至，略勝一籌。

但說實在的，電影開場的畫面我完全沒辦法進入情境，為什麼呢？作為觀眾的我聽見開場熟悉的音樂旋律，十分震驚。幾經思索，才確定是林生祥為鍾孟宏電影作品重新製作的〈縣道184〉。而這時電影角色裡的菜頭（劉冠廷飾演），刀起刀落。透過電影配樂的開場，我們知道，鍾孟宏相較於前作《一路順風》（2016），他依舊拍了部公路電影，只是從敘事結構從公路電影變成人生之路電影。

於是，角色阿文（陳以文飾演）設定為駕訓班教練，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其座右銘「把握時間，掌握方向」的八字箴言之於人生之路，更耐人尋味，也貫穿全片宗旨。阿文的大兒子阿豪（許光漢飾演）看似在人生之路從不犯錯，卻在走錯一步後，終而不返。相較之下，小兒子阿和（巫建和飾演）在人生之路犯錯後，如何尋回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軌？

台灣現在是完全自由開放的社會，只要不違法，大家可以隨心所欲做想做的事。不過在戒嚴時期，很多現在看來理所當然的事，當時統統都不准做。例如你想登台歌唱、在螢光幕前演出，都需要考取歌星證或演員證；在尚未開放出國觀光的年代，也要憑證申請，方可出國表演。

早在1948年3月，台灣省政府就針對電影、戲劇事業制定「台灣省電影戲劇事業管理規則」，演藝團體必須進行劇團登記。演出前還要提出劇本或劇情大要，申請上演登記；只要內容違背三民主義、政府政令、時代精神、善良風俗，均不得上演。

隨著台視、中視、華視等無線電視台陸續開播，既有的管理規則已難規範各式演藝事業；台北市政府趁升格為直轄市，於1971年12月公布「台北市育樂事業管理規則」，規範包含劇團、戲班、歌廳、餐廳、電視、電影在內的各類演藝事業。

其中，在外公開演出的藝人必須申請演員證，且演出內容不得違反國策、善良風俗、唱禁歌。

中國國民黨政權的中國式鬥爭是國際知名的，過去，他們在中國鬥來鬥去鬥掉了江山，到了台灣以後不改本性，仍然把中國那一套帶來台灣搬演，在各種鬥爭戲碼中，大概只有蔣經國與任顯群的鬥爭，因為加入了女人的因素，而成為唯一具有粉紅色彩的高層鬥爭。

這一件鬥爭事件非常複雜，不但凸顯了在整個大時代背景之下中國國民黨政治鬥爭的陰暗，而且揭露了蔣經國的婚外情及中國國民黨高官之間的三角戀愛八卦，更徹底、具體地將中國國民黨特務胡搞亂搞的惡劣本質暴露無遺。

話說1955年的四月十日，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極權政權的保安司令部以「掩護匪諜」罪名，將前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長任顯群逮捕，這是當年非常轟動的新聞。

2019-07-17據中央社報導，淡水發現一枚未爆彈，新聞描述如下：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戶住家後院發現疑似未爆彈，冒出陣陣白煙及火花，警消不敢大意急劃出警戒區，軍方晚間到場確認二戰期間黃磷彈，初估無爆炸危險，已載回軍營處理。[1]　

無獨有偶，該月底又發現了炸彈，這次鏡頭轉移到了宜蘭：

宜蘭縣三星鄉蘭陽溪床大洲段香瓜田，今天傍晚5點多發現2顆未爆彈，警方獲報後封鎖現場，通知軍方未爆彈處理小組處置。[2]

「首里城大火」這個重大消息，在10月31日一早，不但攻佔各大媒體頭條，也將臉書與推特洗版，短短數小時推特上關於首里城大火的發文數，就高達15萬條，包括CNN、BBC等國際媒體，也都詳細報導這次的大火。

性受害者要如何找回公平正義？是透過媒體控訴？或是上法庭？她／他們心靈深處最渴望、最在意的是什麼？

在世界各地，許許多多的性受害，不管她／他們有否站出來或仍在黑暗角落舔著自己的傷口，她／他們都在等待一個真誠的「道歉」。即便她／他們上法庭、媒體等控訴，想找回真相或正義，甚至咒詛加害者，但那內在心靈最深處，最終渴望的還是加害者真誠的「道歉」。

遺憾的是，絕大部分的性受害者並沒有得到或等到一個真誠的「道歉」。誠如女權鬥士伊芙‧恩斯勒（Eve Ensler）在全球反暴力的貢獻與能量無人可超前，可是，如同許多性受者一般，伊芙也沒有等到加害者──也就是她的父親的道歉。記得五年前她來台演講時，整場能量超滿，可是當談到她最遺憾的事實，她垂著眼淚說：「我的父親過世了，但他沒有道歉。」

有支有趣的女同志影片，以詼諧方式描繪了女同志的特質，其中更提到女同志的前十大職業中，民謠歌手就榜上有名；的確，許多站在鎂光燈下的女同志，都是以各種藝術創作（當然包括歌曲）來表達自己的情感、意志和概念，同時也身兼社會運動、性別運動工作者，而經歷了1980年代流行文化大盛、時序進入1990年代時，世界潮流更趨開放多元，也有愈來愈多同志（不分男女）勇於出櫃，其中最輕鬆自然的，莫過於女同志組合「藍色少女」（Indigo girl）合唱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