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普照》片名確如導演本人所言，十分精準，「陽光普照」這樣溫暖明亮的意象既勾勒我們對於家的永恆一致的期待：「家」是我們受傷時可以尋求庇護找回力量的所在，同時反諷現實往往事與願違，家可能暗藏秘密、傷痛、憎惡與無法理解，片名因此更近弔詭；值得一提的是英文片名《A Sun》，除了弔詭、反諷又多了另一層意義，A Sun與A son諧音，劇中父親為屢屢闖禍的次子心死，宣稱他只有一個兒子，日後這宣稱將反噬他的良心。

中國國民黨政權在蔣家王朝極權統治時期，至少曾經發生四次軍警特侵入校園的事件：

一、二二八事變時，延平學院學生結合臺灣大學、師範學院（現為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學生，聲援抗議暴政行動，結果，大批軍隊以學校藏有武器為由，不但侵入校園，並強制關閉學校，該學院無校舍可用，曾經多年商借開南商工學校的教室使用。

二、1949年，極權政權下令當時的省主席陳誠壓制學生運動，炮製了一樁對學生進行大逮捕的「四六事件」。數千名憲警和軍隊包圍師範學院，進入學生宿舍，強行逮捕約二百名學生，並關閉師院、進行重整。

三、1991年5月發生「獨立台灣會」案，調查局兵分多路在全台多處進行逮捕行動，其中一路則由大批幹員進入清華大學校園逮捕學生。

四、也是二二八事變時，省立高雄第一中學（後來被下令解散，與同校址的第二中學合併，校名仍稱第一中學，1970年改名高雄中學，以下均以雄中稱之）學生組織自衛隊保護校園，極權政權劊子手彭孟緝，下令大軍圍攻該校，先以機槍掃射，繼以迫擊砲砲轟，嚴重破壞該校。

以上事件中，高雄中學是唯一遭到槍擊、砲轟的學校，極權政權蠻橫、粗魯的程度簡直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

位於北加州，被稱為「灣邊之城」的舊金山，由於地形十分特殊，不但夾在太平洋與舊金山灣，位於舊金山半島最頂端的舊金山市區，幾乎都是丘陵地形，也因此讓舊金山的都市發展，呈現出相當特別的面貌。

然而這樣的地形，就苦了當地的公共交通，由於市區依山傍海，房子沿著山勢而建，雖然景色怡人，但是道路坡度太陡，讓市區交通相當不便，也因此自19世紀初開始發展以來，舊金山當地便為了市區交通，傷透腦筋。

有些女性因過往成長經驗的訓練，慢慢習慣受委屈、習慣被不公平地對待或忽略。即便不被公平對待，充滿了許多抱怨與不安全感，但為了因應、安撫自己的不安全感，開始藉由「順從」的行為，甚至升格至「取悅」周遭人們的需求，來讓自己「被看見」，證明自己有用、有價值。

──摘修自周慕姿《他們都說妳「應該」：好女孩與好女人的疼痛養成》

親愛的女兒：

一轉眼妳已經兩歲了，越來越有自己的主見，要妳幹嘛，妳不想配合，都會用台語回我「莫（mài）啦」（台語，不要的意思），已經不是那個只能躺在床上等喝奶，任人擺佈的小嫩嬰了。

女兒，當媽媽知道妳是女生的時候，其實是擔心多於開心的。因為我知道女性活在這個世界上，要面臨的危機比男性多很多，特別是在很多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事件中。

面對妳的莫（mài）啦，作為一個服務性騷擾個案社工的媽媽是開心的，媽媽的工作是陪伴遭受性騷擾的被害人處理問題。她們有9成以上都是女性，很多從小就被教導要「乖，聽話」、「不要讓別人不開心」。如果遇到會侵犯到別人「界線」，不懂得「尊重」他人的人，會因為習慣順從，而不知道怎麼拒絕；當性騷擾事件發生，她們第一時間的反應常常是責怪自己，而不是那個侵犯界線、不尊重她們的人。

為了2020年即將舉辦的東京奧運與帕奧，日本正積極進行比賽場館建設與日常對策，之前日本想想的專欄中曾提到購買票券的「黃牛問題」以及素食者的「飲食議題」，這次也欲從生活面出發，來聊聊大家每天都會接觸到的「廁所」吧。

廁所不分性別、年齡、國籍，每個人都一定會使用到，對觀光客來說，其實再多的「賓至如歸」，都不及基本需求的完善。非營利組織「日本廁所研究所」曾在2017年時提出一項調查報告，他們蒐集了2,141名不同性別、年齡、國籍的受訪者意見，整理出受訪者們使用廁所時，感到困擾的五「不」，結果包括「不放備品」、「看不懂」、「不能用」、「不想用」與「不關心」。

「如果我們讓所有東西，像是植物與動物都進入議會，會發生什麼事情？」[1]　荷蘭實驗組織「物的議會」，便是致力於解放動植物乃至所有事物的推測研究（speculative research）。[2]

把植物搬進會議廳跟議員一起開會是一種空想的情境、難解的哲學思想、還是藝術家的瘋狂想像？2020臺北市立美術館「台北雙年展」策展人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在《我們從未現代過》一書中闡釋「物的議會」（The Parliament of Things）的概念，企圖讓自然與社會兩個看似截然劃分的領域，產生對話的可能性，並產出新的論述。舉例而言，我們可以假想一個議會將人與非人類都納入，像是自然界的生物都納入一同開會，一起共同討論事物。

一年前的香港還是受人稱頌的亞洲法治燈塔；一年後的今天，幾十年的聲譽毀於一旦。

有人說，這是抗爭者的責任。沒有反對者上街遊行、抗爭、暴力行動，香港人或還有機會通過和平的方式、透過選舉、轉移政權；或者進入體制、改變現狀。反對者千萬不能採取非法的行動，因為法律是最後的底線，如此法治才得以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