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歷史】國民黨軍圍攻、砲擊高雄中學

中國國民黨政權在蔣家王朝極權統治時期，至少曾經發生四次軍警特侵入校園的事件：

一、二二八事變時，延平學院學生結合臺灣大學、師範學院（現為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學生，聲援抗議暴政行動，結果，大批軍隊以學校藏有武器為由，不但侵入校園，並強制關閉學校，該學院無校舍可用，曾經多年商借開南商工學校的教室使用。

二、1949年，極權政權下令當時的省主席陳誠壓制學生運動，炮製了一樁對學生進行大逮捕的「四六事件」。數千名憲警和軍隊包圍師範學院，進入學生宿舍，強行逮捕約二百名學生，並關閉師院、進行重整。

三、1991年5月發生「獨立台灣會」案，調查局兵分多路在全台多處進行逮捕行動，其中一路則由大批幹員進入清華大學校園逮捕學生。

四、也是二二八事變時，省立高雄第一中學（後來被下令解散，與同校址的第二中學合併，校名仍稱第一中學，1970年改名高雄中學，以下均以雄中稱之）學生組織自衛隊保護校園，極權政權劊子手彭孟緝，下令大軍圍攻該校，先以機槍掃射，繼以迫擊砲砲轟，嚴重破壞該校。

以上事件中，高雄中學是唯一遭到槍擊、砲轟的學校，極權政權蠻橫、粗魯的程度簡直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

諸多記載指稱，以雄中為首，曾結合高雄工業學校（雄工）、高雄商業學校（雄商）和高雄女中（雄女）的學生，參與二二八行動；彭孟緝編造的謊言則指稱，由涂光明領導的數百名流氓、日治時代游兵，以雄中為司令部，組織所謂的「高雄學生聯合軍」作亂。

事實上，由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許雪姬、方惠芳所作的口述，證實雄中學生純粹是為保護校園及外省籍教職員，而成立後來被稱為「雄中自衛隊」的組織。雄中第二十二期、雄中自衛隊隊員何聰明說，自衛隊主要是在保護學校安全。當時的自衛隊副隊長陳仁悲多次口述指出，涂光明確實曾帶二、三十個人說要參加自衛隊，但遭他們拒絕，他們也沒有參加處理委員會的會議。

極權政權當時的國安局接獲密報說，涂光明擁有暴徒數千人，在該校設立「高雄學生聯合軍司令部」，校內藏有槍械無數。但是，自衛隊成員卻說，他們為了看守校門，才由學校倉庫拿出一些軍訓課用的日式舊木槍，以及沒有子彈的舊式槍枝；另有成員證實，有人從鳳山六十兵團取得一些子彈，但因口徑不合而不能用。

高雄火車站當時遭到軍憲封鎖，南北交通阻斷，並嚴重影響糧食運輸，自衛隊部分成員曾企圖前往交涉，卻遭到火車站上的機槍掃射，一名學生不幸喪生。

後來事情的演變就是令人髮指的血腥鎮壓（請參考本論壇〈二二八事變的高雄屠夫：彭孟緝〉一文）。當時第一中學校長林景元一家是住在學校宿舍，他的兒子林有義也是雄中二十二期，他說，軍隊來到火車站附近，整天以機槍、步槍、迫擊砲轟掃著，時有流彈擊破宿舍玻璃窗。

彭孟緝下令國民黨軍第二十一師何軍章團第三營，前往攻擊火車站及高雄中學。在屠殺火車站及站前地下道的民眾之後，軍隊轉往旁邊的雄中；彭孟緝在回憶錄中說：

「我命令攻擊部隊的兩個營冒著大雨繼續進擊第一中學，幷用迫擊砲四門架設在火車站屋頂上向第一中學的操場中心發射。」

負責進攻巿政府的要塞司令守備大隊陳國儒部，在巿政府以機槍掃射及丟擲手榴彈攻擊，造成數十人喪命之後，立即轉往雄中支援。兩個營的軍隊整整打了一天，彭孟緝意猶未盡，隔天又調來口徑更大的迫擊砲攻擊。他們所使用的槍炮都是接收自日軍，既先進、火力又強大。掃射、砲擊造成校舍嚴重受損，圍攻後，軍隊又開進校園駐守，對校內進行搶匪般的洗劫，直到三月十三日才撤離，結果，所有報告都不提這一段，竟把破壞、洗劫謊報歸罪是「暴徒」所為。

其實，校內已經空無一人，根據當時的校長林一鶴（原任省立高雄市第二中學校長），在給極權政權行政長官公署的報告（36.03.22）中說，「四日上午，學校仍照常上課，下午地方秩序雜亂，槍聲已有所聞，校方宣布提早放學，各級學生由本省籍老師護送回家，多位外省籍教職員逃避到大港埔，不敢外出。教導主任程言、教務組長沈克琴等六人，因躲避不及而滯留校內。」

自衛隊學生獲知彭孟緝部隊即將展開攻擊的消息後，深知無法再自衛了，便連同校內被保護的外省籍人士（據口述約有數百名，官方卻說有二千名成為人質）都已疏散逃避。然而，官方報告竟謊稱外省籍人士被綑綁在窗前當人質；林一鶴也在報告中謊稱：

「暴徒侵入省一中據為司令部，五日上午九時至十一時，程言等人被拘禁於一中倉庫，經由訓導組長鍾茂成再三懇求，才獲得放出准在校內自由行動。」

這些外來中國人受到保護，事後都得到台灣人民納稅提供的優厚「救恤金」，他們在得知又有財物損失賠償時，全都狂熱填寫申報書，雄中教職員還數次更改申報書，膨脹損失金額，並說是被「暴徒」從宿舍劫去的。這也罷了，他們順從指示在申報書備註欄增加扭曲事實的陳述，就大大不應該。

程言等人先在損失申報書中陳述：「自四日為暴徒拘禁後，至七日始由國軍救出集中於西子灣保護」，然而，當一名高中部一年級學生蔡振興被捕送辦時，同一批人卻聯名在請求保釋的報告書中陳述：「動亂時，曾留校保護本校外省籍教職員多人後，因返家而誤遭收押」；蔡振興也是自衛隊成員，顯見自衛隊保護外省籍人士是實，但在極權政權汙名化自衛隊的指示下，必須在正式報告中口徑一致編謊扭曲事實，說詞前後矛盾作賤自己。

事變後，極權政權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下令（36.03.28）：

「據確報高雄省立第一、二中學學生分子複雜、良莠不齊，間有參加此次高雄暴動，殊屬不法，該省立高雄一中校長林景元領導無方，....已另案辦理，茲派省立第二中學校長林一鶴前來接管，著將二校全體員生予以解散聽候查明處分，所有校產予以清理，並於清理後將該校予以合併。」（兩間學校當時是使用同一校址）

「原一中教職員參加暴動者應徹底清查整理，並報處核辦。該校原有校址、經費保留備作他用，除分令外，希即遵辦具報為要。此令。」

林一鶴得令後，隔天就展開查點校產，並發通告：

「本校長遵於本月三十一日開始接管，凡該校員生應予以解散聽候查明處分，各生於一星期內家長或保證人率領來校訓育處辦理特別保證手續，逾期即以退學論，概予除名。」

雄中是到了四月十七日（星期一）才正式開學上課，學生雖然陸續回校，不過，每天平均只有百人左右，經過一個禮拜後才增加到數百人，林一鶴的說法是：

「或以交通尚未恢復，台南、屏東等遠道學生不能來校，或以軍警盤查森嚴，家長懷有戒心不敢讓其上學」。

復課一事對學生其實並不好過，必須提心吊膽。極權政權要求：校方對於學生應先舉行調查。凡離校學生自問確為參加此次事變中暴動行為者，限期一律到校辦理登記手續，逾期即以退學論。辦理登記時必須由家長或保證人率領到校、填具特別保證書、繳交相片。

另外復課後，還嚴格要求：上學及散學時，先後按次陸續回家，不得集團同行，並須配戴學生徽章符號。在校不得自行集會，並不得參加任何校外團體活動。

更可怕的是：每一位學生都必須針對二二八事變進行「自我表白」，敘述對事變的感想，作為學校訓導的參考。「自我表白」須以日記方式撰寫，起訖日期為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十三日。內容則要包括：

1.何日何時？與何人在一起？談些甚麼？聽到甚麼？看到甚麼？

2.曾參加何種集會？參加會議有幾人？會議中主要者是哪幾個？由何人召集會議？會議由何人主持？討論何種議案？會議中有那些人發表意見？發表何種意見？會議討論之結果如何？

3.每天何時到校？何時回家？曾遇見何人？所遇見者有何任務？

4.曾參加何種隊伍？做些甚麼工作？拿到何種宣傳品？宣傳品內容大概如何？（如敢將宣傳品檢附者尤佳）

5.在此次事件中，所見所聞所行，覺得有何感想？此後對於自己求學服務，取如何行逕、作如何計劃？

教育處頒發的「須知」規定：表白日記之寫作，應以真誠坦白之態度，翔實敘述，如有故意捏造或隱瞞，由校酌情予以處罰。參加「二二八」事變，其言行不向學校為真誠之表白，或雖已表白而無改悔之誠意，經人告發，學校不負保護責任。學生作表白日記以後，發現自己言行已被他人報告揭發而未曾載入表白日記中者，不得藉口遺忘而要求補記。記載表白日記時，不得相互談話，限時當場繳卷。如有故意規避，不作表白日記者，學校得撤銷其原有學籍。

對於學校方面，教育處也嚴令規定：辦理學生寫作表白日記前，應絕對秘密，以免學生交換意見串通、捏造、隱瞞減損日記之真實性。撰寫時應嚴格監視。此坦白日記定可循出線索作為調查之依據。對表白日記應加以分析、綜合研究。

寫完「自我表白」日記還不夠，三不五時都要參加訓導課，由專任老師講解：國父遺教、總裁言論之要義；中國歷史地理之悠久偉大；台灣與祖國之關係及其淪陷於日本時期之抗日事跡；四維八德之旨趣；外省人來台之目的係為協助建設新台灣；根絕奴化教育毒素，凡日本時代遺留之不良典章生活習慣服裝一律禁止；台灣為中國之一省，應說中國語言、用中國文字。

二十二期前後的雄中學生，在畢業之前全都受到這種精神凌虐，白色恐怖的陰霾在他們生長過程中，乃至台灣真正轉型正義前，相信一定程度會煎熬著他們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