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香港「有線電視」製作了一部中英聯合聲明三十週年的專輯，節目中有位不願曝光的受訪老中共黨員，以「白蟻政策」來形容中國對香港的滲透手法。所謂的「白蟻政策」意指中共派出大量如同白蟻的人員，鑽進香港這棵大樹的各個層面以為齧蝕。外表觀之，大樹依舊是穩重堂皇，但內裡早已被白蟻一點一滴蛀空蝕透。

同樣的，馬邦伯治台這些年，中國因素就像白蟻一般，大剌剌地挺進台灣，滲進社會各層面；因此，若2016年馬邦伯順利交棒給中國國民黨的接班人，那可見中國白蟻在台灣將更形猖獗肆虐，台灣這棵大樹是否得以表裡如一的健康續存，將令人懷疑。設若天佑台灣，中國國民黨在2016失去執政位置，台灣人民首先必須面對「中國白蟻」的問題，勢必歷經除蟻工程的試煉。但問題是，中國白蟻在台灣，究竟遍布在哪裡？又以哪些面目出現呢？

中國白蟻的肆虐？

柏拉圖有一個「洞穴之喻」(The Allegory of the Cave)，是這麼說的：

有一群人，從出生之後，就被拘束起來，綁在某一個洞穴裡面的土牆上。有另一群人，在他們的後方，燃燒火焰，然後在火焰與受縛者之間，操縱一些玩偶、物品。這些東西的影子投射在被拘束的人們眼前的牆上，也就成為他們人生之中唯一能看到的東西。這些受拘束的人們從來沒有離開過那個洞穴，也沒有看過外面世界裡的太陽、藍天、綠地、河流、或是花草樹木。牆上的影子，對他們來說，就是世界上唯一真實的東西。

有一天，有一個人的束縛不知不覺地鬆掉了，他突然可以站起來，於是，他四處探索，不小心爬出了洞穴外。

當他離開洞穴，第一次看到陽光時，陽光刺痛了他的眼睛，讓他非常不舒服。他有點想念洞穴裡安逸地看著牆上影子的舒服日子。

十月九日下午一點，法國電台發出喜悅之聲「Cocorico」〈注一〉，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由作家巴特里克‧莫狄阿諾 （Patrick Modiano ）獲得，主持人重覆放送這項新聞。

事實上，出版界並未預測法籍作家奪冠，儘管莫狄阿諾是法文學界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已譯成36種語言，1968年第一部小說《星形廣場》（La Place de l'étoile） 即得羅傑‧尼米耶文學獎，這部作品以納粹佔領法國時期為背景，作者那年僅23歲，身處六八學運的那個時代，雖註冊索邦大學卻始終翹課逃離文憑，從不用電腦寫作只以傳統紙筆創作，他曾說：「寫作是我唯一可能，如此明確，如此清晰，只有寫作可以凝結生命的記憶。」

在第十五回，我們曾與各位探討過德國與法國的恩怨情仇，當時我們就暗示法國的核政策無法再延續，而就在這個系列即將結束的時候，2014年10月10日，法國眾議院通過法案，要在2025年前，將法國核能發電比例從75%降至50%。

「唉呀，台灣的律師世代應該要結束了。」這是柯文哲在許久以前，準備參選台北市長所脫口而出的感慨。

誠然，不管在國內還是國外，有著許多法律人從政的例子，其中亦不乏律師。我們兩屆總統都是法律人，的確是時候民眾會對法律人產生厭惡了。

不過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社會改革當中，律師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有些律師，就像柯文哲所說的，積極從政來改革社會，以政治領袖的身份去實踐法律人的夢想；而有一些律師，雖不願意從政，但卻從底層加入社會運動，以法律作為工具，協助社會運動者發聲。

這兩者（從政或加入草根運動）並無明顯優劣之分，只要能夠改革，實踐正義，都是在為社會貢獻心力。然而可恨的是，雖然這幾年投入社會運動的律師不少，也帶走了幾次勝利，但法律霸權屹立不搖，也讓人覺得無能為力，難道是法律人還不夠積極嗎？

10月初一則重要的新聞「本土語言仍列選修」就這樣消失在黑心油的風波之中，雖然按照台灣從來不願意正視語言議題的習慣，並不令人太意外，但看著這一座美麗寶島即將喪失她靈魂的一部分─多語─就讓人恨不得想衝進書店撕破滿山滿谷的英文學習書籍。

教育部長吳思華說，將本土語言列為必修不符合新課綱調整的方向，也就是增加選修的空間、減少強制性的必修。這個課綱的修改大方向沒有問題，但是不適用於本土語言。吳部長一番說辭透露了「語言工具主義」（linguistic instrumentalism）的鬼影正在綁架台灣的多語夢。

為什麼會出版蒙迪安諾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這本書？怎麼發掘出這個作家？這是在蒙迪安諾獲得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很多朋友普遍的疑惑。

我本不熟悉這個作家，2006年與任教北京大學法文系的王東亮老師合作出版《情人》之後，有一次與王老師，以及介紹我認識王老師的蔡淑玲教授餐敘，餐敘中王老師除了提出對《情人》再版的修正意見外，也提到當時在法國剛出版不久，得到許多好評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認為很值得介紹給台灣的華文讀者。我那時對這個作家只有模糊的印象，但王老師認為蒙迪安諾是法國二戰後青壯輩的代表作家，廣獲多項文學大獎的肯定，讀者不應該錯過。

高中歷史老師曾經說，世界歷史上打最久的戰爭，通常都是宗教戰爭，因為宗教信仰與互斥很難找到理由，即使有，也很難講理。大家都認為只有自己是對的，於是，就這麼跨世代的一直打下去，無窮無盡。

近年來台灣朝向對同性戀更加友善、同性婚姻合法化，乃至野心更大的多元家庭修法過程中，引發衛道人士激烈反對。這其中，有很大部份的力量來自宗教，特別是某些基督教會。反對歸反對，畢竟基督教義對於「家庭」和「婚姻」有它自己的解釋和定義，令人驚訝的是部份宗教人士處理這項議題所使用的語言和論述。

對於「人被殺時廢死聯盟躲哪去」此篇文章的作者李先生曾任檢察官一職，身為民眾，我感到不可思議，以及對司法的擔憂。

閱讀整篇文章後可以發現，寫者的觀點本身就偏頗引用自身所經歷的案件與社會重大刑案，而不見其對於冤獄誤判死刑的共同存在做論述。

首先作者在第一二段所援引的案例只強調再犯的可怕，且質疑受刑人（其文中只專指殺人犯）教化的可能。

2014年雖然是台灣人很不平凡的一年，卻也是台灣人心情很不平靜的一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青年學子佔領立法院，拒絕讓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決定台灣的命運；正當台灣人慶幸年輕人為台灣站出來之際，我們卻失去了幾位為台灣前途與歷史奉獻心力的人。

從年初的蔡同榮，最近的曹永和、張炎憲、陳奇祿與蔡墩銘等人的辭世，無一不是台灣的重大損失。這五個人和台灣社會的關係甚為密切，蔡同榮（1935-2014）在美國為了追求台灣民主而成為國民黨政權的黑名單，他不僅在美國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致力推昇台灣的國際地位與能見度，後來回到台灣成立民視，更致力推動台灣前途公投。曹永和（1920-2014）則是提出獨特的六千年「台灣島史觀」，他主張「以時間為座標，以生息於台灣的人民為主體。從史前時代一直到現代，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時期來到台灣，他們在台灣所創造的歷史都是台灣史」的台灣島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