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倡議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al Investment Bank,  亞投行），自北京提議起，國際反響可說是不溫不火，除了一部分亞洲發展中國家應和外，發達國家在美國的「打招呼」下都僅坐壁上觀。然而，今年3月中旬起，風向急轉直下：3月12日，英國宣布加入；13日瑞士，16日德國，法國，意大利也相繼宣布加入。自此，七國集團（G7）中已有四國確定加入。近日，韓國和澳洲等國亦宣布加入。截至3月29日，共有41個國家申請加入，全球十大經濟體，除了美國和日本，已全部加入。

美國盟友們此次倒戈，不啻是美國外交的珍珠港時刻。時移世易，這次實施暗算的是美國的歐洲盟友們；而當年對美國下黑手的日本，目前為止還跟華盛頓保持一致。之所以遲至3月份才宣布，一是中國劃定3月31日是創始成員申請截止日，二是北京在亞投行的治理結構方面向歐洲國家做了重大讓步（如作為第一大股東，放棄否決權），第三就是讓華盛頓來不及反應。

從2014年8月開始試辦的公館慢行徒步區，於2015年1月的當地店家及住戶問卷調查中結束了短短五個半月的壽命。而早在半個世紀前，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就成功將一條市中心商業街改為行人徒步區，其過程亦非毫無反對聲浪，台北能從中學到什麼啟示嗎？

公館慢行徒步區，是繼2000年的西門徒步區後，台北推動的第二個徒步區，從2014年8月2日開始試辦，五個半月後，為了「讓民眾充分參與各種市政議題及表達意見」，主管機關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於2015年1月15、17日分別進行所謂的「一階」與「二階」公投，以決定其是否續辦。

「一階」採i-voting網路投票，18歲以上的一般民眾皆可參與，結果有76%的網友贊成續辦，反對者僅22%。

兩天後的「二階」改採公館當地店家及住戶問卷調查，結果，店家卻幾乎是一面倒地反對續辦（81%）；至於住戶，雖較不反感，但大致仍傾向反對續辦（62%）。若將店家及住戶票數統合，可知有71%的公館在地人反對續辦，贊成者僅29%。

於是，市府決定尊重在地意見，宣布將不續辦公館徒步區。

南非開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Cape Town）的學生在3月9日開始，抗議校園內設置的賽西爾‧約翰.羅德（Cecil John Rhodes）雕像，活動始於對其投擲糞便的學生，而後一連串的抗議活動也一齊引爆。

學生表示這尊雕像的存在，代表了羅德的所有信仰。包含種族歧視、掠奪、白種優越、殖民主義，以及對黑人的壓迫等。甚至，在他的遺囑內甚至曾清楚地寫道，英國人是「全世界最優越的種族，我們佔領世界越多的角落，對於人類族群來說是越好的事。只要一想到那些仍然被可鄙的低劣人種佔據的土地……。」[1]他的存在是當年大英帝國殖民主義向外擴張的重要標的，象徵白種威耀的船尖砲利。

國民黨政府狂熱宣傳「消滅共匪、反共抗俄」年代，光大二村住著一戶很特別人家，先生在機場服務，太太是約五十歲、褐色頭髮、白皮膚的俄國人。

這對夫婦沒有孩子，太太是家庭主婦，童年的我常從一村跑到二村玩耍，偶而在巷口碰到她剛買菜回來或正要出門。

她會講流利華語，態度客氣有禮，和隔壁鄰居略有招呼，但似乎沒有三姑六婆朋友，畢竟她是俄國人，和我們敵對的蘇聯頭子布里茲涅夫同國。

後來，鄰居鍾大哥告訴我，她雖是俄國人，但她是「白俄」，許多「白俄」是被「紅俄」迫害而流亡中國。我聽後懵懵懂懂，對她有點同情，也非常好奇這對夫妻怎麼認識的？當年如何來台灣？在保守的眷村會被排擠嗎？每天生活如何？想念俄國家人嗎？

1967年夏天某日傍晚，村內突然有轟動消息，這位俄羅斯太太在家上吊自殺了！很多鄰居圍在她家門外議論紛紛，我則擠在後窗這邊巷子圍觀。

今年年節期間，在途經花東地區的「蘇花公路」上，從宜蘭縣南澳鄉境內北至東澳、南至澳花的路段，可發現不少反核廢存置的布條，內文寫著「注意！您已進入核廢料放置區，請小心行駛！」，特此告示來往駕駛、遊客已進入未來核災直接影響區域[1]。但近日在南澳鄉地方上的輿論開始起伏，當然，一樣回歸到正、反兩方的討論裡頭，一方認為這是一種從地方所發出警世、告誡的聲音，也表達反對高階核廢料存置於南澳鄉的訴求；另一方則是認為危言聳聽、汙名化、製造謠言等回應反南澳核廢存置行動為「假議題」，甚至斷定此行動影響了鄉內公共安全、城鄉景觀、交通秩序，應以廣告物辦理辦法第一條加以取締。

但筆者在此有個疑問，要如何辨別議題是否為真、假之事實？假如議題本身又因未屬確立的「既成事實」，勢必成為兩方唇槍舌戰的惡鬥，製造社會人心惶惶的狀態。所以，筆者認為觀看議題本身，有必要使用一種「趨近」於真、假的視角來審視議題，而不是未明究理的「詭辯」來認定，換句話說，仍必須謹慎內視議題的發展過程，最後，並回到個人對於議題的價值判斷與政治考量上。所以，筆者必須說，如未持續關注議題的發展與脈絡之前提所作的任何論斷，純屬個人言論之範疇。

筆者有位朋友，在嘉義海線擔任國中教師。數年前一次聚會和我聊到，班上30個同學裡，大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學生，來自新住民婚姻家庭，最常見的不外是印尼、越南，當然也有中國、緬甸等。他的班級並非特例，同校的其他班級，鄰近的學校，也有非常高比例的新住民第二代學生。事實上，就這位教師的了解，不只嘉義海線，全台灣除了台北市以外，新住民婚姻第二代的學生都很常見。

近日，「進口外配」的風波引起一連串的相關報導，我相信這幾年前的數字應該非常可信，現在的數字可能還比幾年前還要高。

很快地，318過去一年了。對於這場不單震動兩岸統治高層與社會，其振幅更遠播世界的占領運動，自少不了許多紀念與回顧的儀式。或是出於對行禮如儀的研討會的厭煩，有種聲音認為，對這場運動我們這一年來已談得夠多，該知道的都知道了，與其任由每個人從自己的角度，事後定義這場未明確達成任何外顯目標的運動，不如省思自己跟它到底有什麼關係。當主流媒體仍習慣以「學運」來界定去年這場突如其來的驚蟄春雷，我們真的已不必反省、檢討這場運動，而只須自問它改變了自己什麼嗎（儘管這的確是必須問的問題）？我們真的已經知道各種或大或小該知道、值得知道的事嗎？別說只透過媒體媒介的真實來認識它的一般民眾，就是曾貢獻過心力的參與者，甚至是事後備受批判、成為檢討對象的核心決策圈，真的就知道太陽花運動的全貌嗎？

新任台中市長林佳龍近日宣佈廢除台中BRT系統，引起各方熱烈討論。根據媒體報導，台中BRT經過專家體檢後，小組報告提出的四個方案，分別是完成國際標準BRT、有優先號誌的混和道、無優先號誌的混和道，以及公車專用道[1]。然而，林佳龍最終卻自行提出了第三與第四方案折衷而出的「優化公車專用道」，此外，才當上市長不久的他，似乎記性已嚴重衰退，導致忘記自己兩個月前才說過BRT之存廢，會依市民之意願來決定[2]。

近日世界大事就是亞洲的世界級政治領袖、新加坡資政李光耀以九十一歲過世的消息，由於彌留時期前一周新加坡一個高中生先在網路曝光又引發美國CNN記者在Twitter耳語，於是釀成軒然大波，新加坡政府放話說最重可判刑十年。

啊，不要再批評新加坡的嚴刑重罰了，但是我倒是想從美國上一個世紀前半大行其道的「行為主義」來談談，人民真的可以這樣管理嗎？這樣的管理模式的國家，其立國精神反映出什麼價值體系？

也許，教育界的案例，也可以來諷喻國際政壇，於是我想來談談大學者的女兒們：「史金納的箱子」（Skinner’s Box）的美國心理學界的公案。

二十世紀初期，幾十年前，就促成加州政府明令，禁止兒童體罰的是誰？非常有影響力的哈佛大學「史金納的箱子」（Skinner’s Box）公案的「首犯」：一九二八年就任職哈佛心理系的B. F.史金納教授，正是兒童的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