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文的興起

去年（2014）西班牙大報ABC刊出一篇調查報導，提及未來不論在現實生活中與網路上，西班牙語與印度語的使用者都將會增加；相反的，因為人口成長的趨勢，中文與英文的使用者將會減少。雖然這篇報導看起來很像所謂的業配文，用以推銷西班牙當地以推廣西文教育為宗旨的非營利組織塞萬提斯學院（Instituto Cervantes），以及西班牙政府推動對國內外行銷其國家的Marca España西班牙標竿計畫，但是其指出的一項事實並沒有錯，亦即西班牙文將在世界上佔有越來越大的重要性。

最近在網路上迅速竄紅的「台灣吧」創始人之一、每集的文本設計者，歷史系畢業的Thomas，是我的高中同學。看到昔日的同窗好友如今能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他與「台灣吧」的成功故事，我除了有些羨慕外，更多的是欣慰。

「台灣吧」的誕生僅出於幾個社會新鮮人對歷史與文化的熱忱，最初並未有賺錢的打算。因此，當規模漸大，營利與否就成了一個兩難的問題。

Thomas跟我說：「身為一個文院學生，對於這種和利益劃分不清的事，多少會多少會有點反感嘛！」

事實上，近年來許多非實用性質的人文、藝術學門，普遍因為出路窄，被視為「冷門」科系。其中不少人雖也頗能以「安貧樂道」自居，坦然面對較低的薪資，但真正的問題在於，當他們在構築自己的理想藍圖時，都必須小心翼翼不去沾染絲毫的商業色彩，某種程度上，似乎堅持崇高的社會理念，就必須和獲利的商業行為撇清關係。

Thomas擔心「台灣吧」一旦開始賺錢，會逐漸失去原本的初衷，甚至被社會輿論指責。然而，夥伴的一句話卻徹底說服了他：「在台灣，做壞事的人賺進了大把鈔票，我們在為台灣做好事，為什麼不能賺點錢？」

Thomas告訴我：「如果一個社會容許做壞事的人賺大錢，做好事的人卻只能簞食瓢飲以明志，那這個社會有很大的問題。」將自己的理想商品化，從中獲取利益，真的大錯特錯了嗎？

危機處理首重擔當

當重大的社會重大事件發生後，人們第一時間就期待主管機關的表態，而官員的第一次談話往往左右了民眾未來的觀感。為政者往往因為一次危機處理的結果而一落千丈，或是昇華雲端，境遇大相逕庭，所以靜下來想想看，當人民豎起耳朵聽官員給一個說法時，期待的是什麼？

我很喜歡日語中的「擔當」這個詞，相當於職位，例如業務代表稱「營業擔當」，如果銷售的是複雜產品，他就必須與相關部門及客戶之間協調折衝，達成客戶的需求。政治就是一種複雜的產品，人民不管最終是誰的責任，我投了你一票你就該擔當問題的解決。

民進黨執政縣市雖然可期待性較高，但讓人驚訝的是，林佳龍在中捷危機處理上犯了錯誤。林市長毫無意識地釐清責任，結果落得各單位互指失責，市民搞不清楚誰來擔當，通勤經過捷運施工路段的民眾和周邊住戶，恐怕得天天賭命，這引起了不少批判，逼得林市長被輿論推著對相關官員究責。

4月13日出版的《時代》（Time）周刊，有一很有意義的報導。最近因李家同的〈不要再折磨年輕人，改回聯招吧! 〉以及台灣頂尖大學的世界排名退後，引起不少的討論。看到《時代》之文，想來報導此文及寫感慨，或許可給台灣參考。

《時代》這篇的文題為〈中國的大考驗〉（China’s Big Test），這題目用”Test” 一字，我想可有多種意義。標題刊頭有兩頁的考場大圖片，有眾多考生考試中。稍注意看，監考人員看起來不少，看起來好像每行最少有一位。

今年4月初，在遙遠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市，市長高賽克（Melih Gökçek）動用公帑建了一尊大型金屬製的奇特機器人雕像。若干缺乏動漫文化素養的外國媒體誤以來自美國的《變形金剛》（Transformer）稱之。其實這尊機器人乃十足日本風，頭顱乃抄襲自《鐵人28號》，至於身體部分，則顯然完全移植《機動戰士鋼彈》裡隸屬吉翁軍的舊薩克（MS-05 ZAKU I）。

完全自願、沒有考試，沒有強制進度，小小程式高手是這樣自學的！
線上課程不只是錄影放上網：如何造成欲罷不能的自主學習？

在我認識 Adrian 這個國中三年級的少年時，他已經透過在網路上修程式課程成為程式高手。他修的課程有不少都非常抽象困難，一般大學資工系的學生，即使有教授講課面授，他們可能都被這些課折磨得七葷八素、叫苦連天。但國中年紀的Adrian，靠線上資源學得不亦樂乎。

 廖爸本身是台大資訊系畢業，經歷過打紙卡寫程式的時代，後來也一直在軟體業工作，算是這行的老兵。廖爸和他的同行、朋友，都看得出Adrian的實力。從國二升國三的暑假，Adrian與廖爸就決定自學，不再固定上課。

天哪，有沒有太冒險了一點？

世界將如何看待有能力而無學歷的一代？

很多年輕人，看不慣台灣藍綠惡鬥，一股正義的力量就凜然崛起。這股自許的白色力量，看起來十分正義，一時激憤，為一個議題抗議，大家有紀律的抗議，展現公民精神，非常值得讚賞與肯定。最近因為這股風潮，也讓大家看到年輕人很積極的參與公共議題，積極走自己的路。可是很多從事這樣的社會運動者，似乎不想與政治沾上關係，這點令人實在非常不懂。

辦一個公共議題的活動，他們很積極籌備，從無到有，不到兩個星期，一切都就 緒，場地租金，美工宣傳等，辦事能力很強，我們這些年紀稍長者，非常佩服。最後，錢有問題，我們大家想辦法解決，海外官方機構對民主人權議題敏感，礙難幫助。就這樣，如同許多民主人權活動，我們海外支持民主運動的人掏心掏肺掏腰包，大力肯定了年輕人的熱情，給予最大的支持，讓活動圓滿順利落幕，大家以為是支持了一場民主人權的活動，卻沒想到在活動之前五天的聲明是這樣告訴大家的「活動內容不包含任何泛政治化議題的討論，將以純文化方式進行，⋯⋯」。

大多數人不會注意到這個聲明，可是看到這種聲明時，也只能有怪怪的感覺。籌辦者怕政治的話，為什麼要辦有關民主人權議題的紀錄片？紀錄片可以純文化， 可是紀錄片內容就是政治， 要我們支持者支持文化， 不支持政治中的民主人權， 這是什麼邏輯？

台灣雖然南北距離不遠，但是卻因為這種要遠不遠，要近不近的距離，造成了，巨大的產業發展落差。除了資源分布上的重北輕南外，隱形的經濟結構，更是深深的把青年們推向兩難的地獄。

許多高雄畢業的大學生，聊著未來的工作時，如果是直接接軌某些製造業（如科學園區的科技產業）或是成為公務員與教師之外，尚還不需擔心。許多人面臨著被迫北上的命運，因為在南部，許多產業相形之下極為缺乏，出版業、廣告業、會計業往往只有台北才有。而其他企業雖然高雄有分行，但連分公司的規模都不到，若是轉調內勤，或是稍加升職都需要往台北調動。南部青年一出生就面對著，若是要留在家鄉居住家中或是低房租以省下開銷，就必須承擔低薪的底層服務業（大部分隨著觀光或餐飲而生）。或是前去北部發揮跟自己所學科系有相關的行業，但是承擔高額的房租。

儘管1990年，林強的《向前行》就已經唱出當時區域發展不均的問題，二十五年過去，不僅沒有改善，這類南北失衡的狀況更加嚴重。南部的「都市」儘管有類似都市的天際線，卻無法承載足夠的就業人口。當初，把台北打造為政治文教中心，隨著台灣的服務業轉型，金融、行銷、廣告等行業在台北匯聚。高雄居民卻只能依賴製造業，而過去也乘載大量勞動人口的製造業在1990年代開始外移至中國與東南亞，高雄就面臨產業轉型的問題。那時，政府選擇產業轉型的方向是，觀光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