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賽事最吸引人的一部份通常是：不被看好的一方在歷經某種挫折的淬鍊後，從失敗的泥沼中重新奮起，克服身心的痛苦，最後贏得勝利。這種情節，宛如古代神話中英雄冒險的歷程，也難怪前大聯盟執行長、曾是英國文學專家兼耶魯大學校長的A. Bartlett Giamatti會將棒球比賽逐壘推進的設計喻為神話英雄「出發」、「歷險」與「回歸」的過程。

而這英雄歷險回歸的神話，在歷代哲人眼中，其實正是砥礪人性不屈從於命運的最佳典型。據說天王宙斯為了報復普羅米休斯盜用天火給人類使用，因此決定向人類反擊。他命火神赫菲斯托斯用黏土塑造了地表第一個女人，並將她嫁給普羅米修斯的弟弟埃庇米修斯。臨行前，宙斯送給潘朵拉一個盒子，並籲令她不得打開。但偏偏好奇心及欠缺思考智慧是潘朵拉的致命傷，她不顧警告開啟了盒子，裡頭所預藏的宙斯準備施暴於人類的種種災難，諸如：貪婪、困苦、嫉妒、虛無、誹謗等，全數散入人間。但宙斯並不願看到人類純然受苦而死，於是他在盒中還放了「希望」這個元素──不論我們從正面或負面來解讀，至少，人類所擁有、唯一能克服那些災難的信念，只有「希望」。

檔案公開的一般方式

檔案的公開，不是單純直接將文件掃描後，一股腦兒全部放上網供大家瀏覽──如近日來網路上顯示的嚴重誤解。檔案的公開，最核心的概念在於我們必須先知道到底有什麼？也就是我們必須要能夠看到檔案的目錄。有了目錄，只要是國民，我們就能依法（依照《檔案法》、《政府資訊公開法》）向政府機關請求閱覽檔案。所以，檔案公開的第一步，就是要透過各種可能的方式，讓人民可以檢索、瀏覽檔案的目錄。

以檔案管理局所典藏的國家檔案為例，依照該局自訂的行政規則《國家檔案開放應應用要點》，明文規定檔案目錄資訊「應主動公開」檔案目錄資訊，該要點列舉公開的第一種方式就是「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也就是把目錄主動放到網路上供人檢索。所謂「主動公開」，就是有的就要拿出來；被要求了或被發現了，可就是被動了。檔案目錄的公開，絕不是那種你來，就給你看，或是該當單位有二套內外有別的目錄，這些都不是一般且正常的作法，更何況不是依法核定機密的檔案，目錄理當都要能夠查得到。

台灣的《人工生殖法》歷經十三年的漫長立法、六任的衛生署長，終於在民國96年3月5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在民國96年3月21日施行。主要的精神在衛福部網站可以看到：「基於維護生命之倫理及尊嚴，人工生殖技術應以治療不孕為目的，而非作為創造生命之方法，因此我國人工生殖的施行限於不孕夫妻。所以未婚者、單親、同志等都無法要求做人工生殖」。

這是一套非常保守且被動的法規，完全被「道德倫理」所綁架，充滿了歧視與霸凌。到底是誰的倫理標準？又是給誰生命的「尊嚴」？被剝奪基本生育權的未婚者、單親、同志同樣是台灣公民，難道不需要「尊嚴」？剝奪人民的生育權是一個極不能容忍的反人道作法，這和中國大陸一胎化政策有啥不同？這麼一個「落後」的法規再不修訂，就太讓標榜華人社會最民主自由，口口聲聲撻伐中國大陸不人道、危害人權的台灣在國際社會上丟臉了。

上週，準行政院長林全在高雄市長陳菊的邀請下，回到從小生長的高雄左營海軍眷村，參加高雄眷村文化協會的活動，林全在現場回憶起童年眷村生活點滴：「十戶連棟，玩捉迷藏時常穿過別人家的院子」。

改建後的海軍眷村，就是四處可見的集合式住宅，早無當年一絲生活痕跡。不過，可能因為「眷村─深藍」和民進黨太不搭嘎了，民進黨所用的閣揆到眷村尋根太令人震驚了，所以第二天各媒體皆大幅報導。媒體下的標題有「眷村拆光老家夷為平地 林全：照片裡尋根」、「林全承諾會保護眷村文化」等等，好像「眷村房子和生活記憶」，就是「外省人的根」了。

外省人──就是1949年跟著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台，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省分的人，多為軍人及眷屬，他們倉皇破落地舉目無親地來到這裡，聚合在簡陋的眷村，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家。

可是，眷村就是外省人的根嗎？

隨著眷村大量的改建，獨特的住宅形式走入歷史，前幾年「眷村文化」曾經熱門過一陣，連續劇、舞台劇、各種文藝作品，以及遍佈全台的眷村文物建物保存運動。其實這也反應了，在本土化的浪潮裡，作為最後一批上岸的族群，外省人也一直努力地在尋找一種和土地連結的方式：記憶、故鄉、故人。

近年來台灣發生多起無差別殺人或隨機傷人事件，隨機殺人事件發生頻率升高、進入更加公共的場域、受害者年齡趨低，且行兇手段激化，引發社會的集體焦慮與廣泛的激烈討論。從2012年湯姆熊案、2014年鄭捷案、去年五月的北投女童案到今日的內湖女童案，社會的集體焦慮無法隨時間淡去，反而持續堆疊發酵。

當街斷頭的無差別殺人事件之所以讓社會大眾無法接受，一個主要素正是它缺乏可理解的理由，慌亂焦慮的大眾急欲尋找一個「像樣」的理由，進而依據可得的個人經驗進行直觀推論。對照這幾起案件兇嫌的樣貌具高度相似性，媒體輕易地標籤化精神障礙、吸毒者、低教育水平者，將失業者及非典型就業者劃為啃老族，「男性」也不可避免的成為媒體標籤的一環，這些標籤成為此焦慮群體急於尋求的「一看就懂的」理由，讓焦慮的大眾舒適的落地，令人如坐針氈的未知感終於回到可得的經驗軌跡上。輿論一如往常的運作，大眾本能地、集體地將兇殺案件直接扣連在死刑存廢的議題上，共同將精神障礙者推向更加邊緣的境地，如此一來「一般的」、「正常的」我群才得以將「與我們不同的」他者隔離開來，讓受傷的我群被修繕並盡快復原，因此就這個層面而言，這種集體性的報復行為具有修補破碎、日常生活的積極效果。

新舊民意的交接：憲政上的「例外時刻」

在憲法學上以及現代民主憲政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法國一七八九年《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的第三條明白宣示，「主權存在於全體國民。任何團體或個人，皆不得行使未獲主權者明白授與的權力」（Le principe de toute Souveraineté réside essentiellement dans la Nation. Nul corps, nul individu ne peut exercer d’autorité qui n’en émane expressément）。因此，在民主國家中，所有公權力機關行使權力之正當性來源，必須基於人民以直接或間接選舉為授權之手段。

準此，一旦人民經由選舉產生新的公權力機關，則原先公權力機關的民主正當性即告消滅，理當由新當選的公權力宣告就職，展開人民作為國家主權擁有者所授權的新任期。而在新選出之公權力機關尚未就職，舊有已經失去民主正當性之公權力尚未正式退職之際的交接期間，就成了憲政運作上的某種例外時期：才剛獲得人民授權，擁有最新民主正當性的當選人，在任期保障舊有公權力機關的限制下，尚未獲得全數權力；相對地，已經被新的公權力機關之民主正當性取代的舊有公權力機關，卻因尚未完成交接，因此儘管已經失去其民主正當性，理論上卻還保有其權限。

如果你不熟悉愛沙尼亞的歷史，你可能不會知道電影中，一個愛沙尼亞人回到自己的國家為何要如此遮遮掩掩：如果你熟知愛沙尼亞的歷史，你會對這個國家的人民遭遇寄予更大的同情。它的處境和同處東歐的波蘭類似，夾在兩大強國之間，不管向左或向右，都會落入一個強大的帝國勢力範圍中，成為魚肉，任人宰割。

看著電影《擊劍大師》，我忍不住又想起這個悲劇性國度的歷史悲劇。電影一開始是一個嚴肅冷漠的青年，揹著大行囊來到一個鄉間小學，應徵教師工作，以他的高學歷，來到這個偏僻的小鎮屈就，動機實在令人生疑，特別是他還來自俄羅斯本土的大城市列寧格勒──他到底在逃避甚麼？

他的逃避狀態在第一天就落入校長，以及一個像黨棍書記的秘書眼裡，兩人都虎視眈眈地等著他露餡。這個神祕青年除了既定課程外，校方還希望他能帶領課外活動，他滿心不情願地籌畫了滑雪課程，誰知，滑雪板遭軍方借用，他憤怒的心情只能以隨身攜帶的西洋劍來發洩，不料這一擊劍，竟被一個想學芭蕾舞不成的小女生撞見，在陰錯陽差的情況下，一個鄉間小學前所未見的擊劍社成立了，卻也讓自己身分曝光，把自己推向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