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法規規定每年中央所編列的特殊教育預算不得少於總教育經費的4.5%，每年幾乎都是剛好編於4.53%左右，而這樣微薄的經費，有一大部分，是直接透過獎學金的方式發放出去，我認為這對於特殊教育發展似乎沒有太大的助益。

根據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只要是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者鑑輔會證明的學生，學校總成績達到七十分以上，每年便能夠向學校申請最少兩千元以上四萬元以下的獎助學金。此外，除了固定由教育部給獎助學金外，各障礙類別也能依循該障礙類別的基金會，進行額外的獎學金申請。由身心障礙者服務資訊網的刊登，就有五十個相關獎學金的資訊。上述看出如有某些障礙資格，或成績能維持於一定標準，大約為均標左右，一年努力一點申請想能到五萬元以上的獎學金不會是問題。

2000年剛去中國時，有點像是街頭偵探那樣，到處晃晃發現有趣的事物。有一陣子，我最喜歡找的是政令宣傳，大概以前對「翻兩番」那種很白話的宣傳口號印象太過深刻。當時我對街頭上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特別感興趣。

中國的網路世界

中國喜歡用「機遇」這個詞，中國確實也因網路時代與世界同步甚至創造機遇。在此之前，中國的媒介發展總落後時代，1980年代電視機才開始普遍、同時期流行的錄影機在中國也僅是少數人才擁有，一直到網路時代，中國才與世界同步。 

中國的網路世界很特別，統治者運用管制權力把網路世界區分為牆內牆外、有技術外加有理想的人，早在90年代末期就創建了文學平台，例如「榕樹下」1997年就已成立，而後，類似的平台陸續出現，也孕育了網路文學。當然，網路世界也是一個產業，伴隨資本的發展也造就了B（百度）A（阿里巴巴）T（騰訊）三巨頭。

花蓮市6日晚間11點50分左右發生芮氏規模6.0有感地震。受到地震影響，花蓮公園路統帥大飯店、商校街雲翠大樓倒塌；花蓮大橋、七星大橋因地震出現路面龜裂、隆起情形。目前已經造成多名人員死傷，災害難以估計。

時間如此巧合，2年前的2月6日，台南的多棟大樓因地震而倒塌，尤其以永康的維冠大樓死傷最為慘重。有一百多名民眾死於災害，震驚社會。

這次的花蓮大地震和台南0206地震災害很雷同，多發生地震後的大樓倒塌，大樓內多數人員受困。

若以台南的震災為鑑，面對這種大樓倒塌災害，當然是以搶救受困人員為先。但怎麼搶救法？

「我是老師，死後也想繼續當老師。」台大醫學院前院長謝博生日前腦中風過世，他生前推動善終，盼用自己的肉身，傳承醫學人文的道理，成為台大第一位捐出自己大體的醫學院院長。

謝博生醫師是台灣「社區醫療」及「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的推手，出生於彰化鹿港的他，父親在鹿港開業行醫，他從小在鹿港長大，初中和高中都在彰化高中就讀。

有醫師回憶道：「當年我進入彰化中學念初一，他是高三，常常看到記功嘉獎的公告欄有謝博生的名字，他也是彰化中學的管樂隊員，吹奏伸縮喇叭，並且默默勤奮地用功讀書。」

研商多時的「政治檔案條例」草案，在「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生效後的一個多月後終於推出，目前正在預告階段，應可在立法院第五會期送審。國發會以新聞稿列舉草案七大重點，其中第四點為檔案解密，筆者關注此一問題甚久，謹以本文商榷相關條文內容。

草案第7條第3項規定：「政治檔案解除機密後，檔案局應將解除之意旨公告，並為必要之解密措施，不適用國家機密保護法及文書處理有關解除機密之規定。」該項規定只是加速解密措施，排除國家機密保護法及文書處理手冊有關解密之程序性規定，如果說檔案已經確定解密，則對研究者來說，後續的行政程序（如

在檔案原件之案卷封面註記解密、將「機密」文字以雙紅線劃掉）並不是那麼重要，因為這些程序做不做，理應不影響檔案已經解密的本質，加快速度固然值得肯定，但「機密檔案」能否真的「解密」，恐怕才是研究者關心的。

我派駐於洛杉磯的那四年，頂著棒球校隊的陽光形象，被交付負責體育業務。很多人覺得困惑，外交業務中的政務是跟駐在國政要聯繫、領務負責護照跟簽證、僑務當然就是協助僑胞，那什麼是體育業務？很簡單，就是任何有關國內體育選手「出國比賽」、「為國爭光」的時候，代表政府提供協助或是在拿到名次的時候轉達賀電。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是，謝淑薇來南加州比賽奪得冠軍，我在現場想盡辦法擠進去代表政府跟她說聲恭喜並轉達「賀電」，好不容易總算突破層層記者包圍跟她碰上了面，她笑笑地開玩笑說：「吼我沒拿冠軍你們就不來恭喜了喔？」

這句話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烙記。謝淑薇是我很喜歡的網球選手，她球風靈活多變，本人也非常客氣和善。我相信她在說上面那句話時並沒有惡意，而毋寧比較像是一個自嘲嘲人的玩笑話。但也讓我深深地反省一件事情，我們的政府高層賀電文化，到底是支持體育，還是支持體育冠軍？

曾經在一個教師研習的場合，主講者問大家一個問題：｢這輩子最難忘、影響你最深的是哪一本書？｣在場每個老師輪流說出影響自己最深的一本書，在眾多答案中，卻沒有人的答案是「教科書」。然而弔詭的是：大部分的人，這輩子讀過最多的可能是「教科書」或「參考書」，也或許大家心中從未認定教科書也是書。從小到大我們在學校受教育的過程中，大部分的學習都是被設計安排好的，我們沒有機會去想為什麼要學習？去選擇要學什麼？去實踐學了以後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能不是在同一個鄉村或城市長大的，但是不管你是住在山林、平原或海邊，卻都只能讀同一本教科書，學習一模一樣的內容。這是工業時代將教育當作工廠般，為了生產規格化的「未來工人」所演變出來的教育方式。然而早已經進入｢資訊科技｣時代的現代教育，卻還依然無法擺脫教科書對教育的束縛。這與現今強調多元、創新、適性的教育理念，顯然是背道而馳的，甚至是造成教育持續僵化的重要因素。我們依賴教科書太久了，從一綱一本到一綱多本，即使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即將上路，但只要有教科書存在，它仍會繼續綁住了老師們展現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教育專業能力，變成只要會教課本就可以當老師，並使得大部分的學生喪失更多無限可能的學習機會。

在司法節前夕，司法院公布修正了刑事訴訟法草案，納入被害人量刑的詮釋權、陳訴權及資訊取得等權利，但是，這份草案只針對審查起訴階段做規定，其他訴訟階段之權利並無修訂。我們仍要說這對性受害者的訴訟參與權，是非常不足的。

在台灣，性侵被害人在訴訟過程中處於證人地位，幾乎只有「義務」，缺乏「訴訟」權力。我國刑事訴訟法秉持無罪推定論，以被告為主體的立法方向，嚴重忽略受害者權益，對待一般證人與作為證人的被害人，也無任何區分，因此性侵被害人在法庭上極度缺乏「知的權利」、「說的權利」及「安全保障的權利」。

被害人不僅需要接受訊問或詰問，其訴訟過程也無法參與、了解及表達其意見，幾乎都要依賴檢察官。

悲慘的事實：勵馨所服務的性受害案主，有些好不容易勇敢走上法庭，期許法庭為她們伸張正義，透過參與的司法充權過程中，協助創傷復原。遺憾的是，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折翼而回，甚至還被二度傷害，無法找正義與真相。

學生曾問：臺南關廟山西宮主祀關帝，多年才一次的盛大作醮，卻建造王爺船，關帝爺也管起瘟疫事，在宗教上不是很奇怪？沒錯，但這是具有臺灣特色的民間宗教思想。關廟區附近還有大道公保生大帝，以及王爺的著名宮廟，兩帝幾個爺，在臺南當鄰居也三百年以上。大家圖個方便，互相借用儀式，不用太計較體制合不合，反正不是正統中國。長久以來，民間廟宇早已走企業經營，婚姻功名、運途健康，一間廟包到底，不再講究神明各有所司。善男信女不用像以前四處求神問卜，有時還會遭罵「摜籃假燒金」。

在這種民間宗教思想模式下，若用大中國主義恫嚇臺灣人說：媽祖、關公是從中國來的，要拜他們，就得接受九二共識，回歸一個中國統治，絕對會招致反效果。媽祖關公又不是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來臺灣開基佈教，他們的祖國早已不在，何況神是神，人是人，統派人士不可不慎。

老番這裡想聯想臺南關廟地名，說一些正規歷史老師不太注意的故事。關廟地名，當然來自清代中期的關帝廟街。不過，關公廟廟名用「山西宮」之名，也算獨特，不知何時懸掛這號名稱，應該不會太早，而且可推定當初宮廟名，是採用關公籍貫中國山西省。但輕鬆一點，我們或許可這樣解釋：臺灣也有「山西」。十七世紀末，郁永河就說中央山脈以東的宜蘭花蓮原住民，是「山東土番」，且「比戶殷富」，卻被泰雅族等「野番」阻隔，無法與「山西」交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