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兩個思想轉向者的自白


對處於時代困頓中的熱血青年而言，當他們遇到看似神聖的無政府主義的漫天白絮，就注定要被這個思想詭謎攪得驚醒不安。

幸德秋水與堺利彥

以歷史的角度來看，明治時期的自由民權運動掀起第一次民主運動高潮，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留下民主的精神痕跡。順著這個邏輯，大正時期（1912-1926）的德謨克拉西（Democracy）運動，可謂是民主政治運動第二次高潮。這兩次運動有個特質，它們都以吸收歐美先進國家的民主制度為目的，試圖衝破大日本帝國為防止民眾追求言論自由和公民權利所設下的法制壁壘。

看得出來，隨著明治時代的終結，進入大正時期之後，日本知識人著書立說和來自外國的政治思潮特別活躍，若依其思潮的具體主張可分為：國家主義、皇室中心主義思潮、民本主義思潮、極權國家主義思潮、無政府主義、理想主義思潮、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思潮等等。傳播上述政治思潮的先驅者，以幸德秋水、德富蘇峰、吉野作造、北一輝、大杉榮、堺利彥及其武者小路實篤最具代表性。

其中，「大逆事件」中的要角——幸德秋水給同時代人及其後輩們影響甚鉅。就著述而言，他出版過多部著作：《廿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1901）、《長廣舌》（1902）、《社會主義神髓》（1903），以及無神論觀點的《社會主義和宗教》。它們在明治時期獲得相當的共鳴，對於當時中國的思想界，亦產生一定的影響，或者說，提前為中國走向社會主義體制提供借鏡和理論基礎。

以《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神髓》等書為例，20世紀初即有漢譯本。研究者指出，幸德秋水甚至到過中國留學生在東京組織的「社會主義研究會」上擔任講師，宣揚社會主義的理論。在《廿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中，他藉由世界史上的大量事實，批判帝國主義的野心和本質，並主觀強調帝國主義終將走向滅亡。《長廣舌》則是其反對專制暴政的評論文章，藉此宣傳社會主義的成果。此外，他的代表作《社會主義神髓》與片山潛的《我的社會主義》同時問世，被支持者視為宣傳和普及社會主義知識的重要讀物。這部著作的特色在於，他用流暢的筆法介紹了社會主義這個思想舶來品，使日本讀者易懂愛讀，進而擴大社會主義的影響，在半年內六次再版。1904年3月，與他同為無政府主義陣營的堺利彥，在《平民新聞》周刊發表〈嗚呼！增稅〉一文，而被監禁兩個月，幸德秋水也受到波及，被判處5個月徒刑。

在牢獄中，幸德秋水讀了恩格斯的《論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俄國無政府主義創始人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英語：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的《田園、工廠、手工作坊》、《互助論：進化的一種因素》等等。同年11月，堺利彥與幸德秋水合譯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部分章節刊於《平民新聞》。1905年1月，《平民新聞》被迫停刊，社會主義者改由出版《直言》作為輿論陣地。1906年1月，日本政局發生變化，西園寺公望組閣，同年2月，他與片山潛和堺利彥等人成立日本社會黨，取得合法存在的權利，而先前節選刊出的《共產黨宣言》，在《社會主義研究》雜誌刊載全文。次年2月，日本當局取締禁止日本社會黨活動，幸德秋水只好轉移陣地，從事譯著工作，其後出版《平民主義》，該書是他在《平民新聞》時期的論文集，但出版後旋即被禁售。

1908年，幸德秋水返回故鄉高知縣，翻譯了克魯泡特金的《奪取麵包》，1909年3月，他出版《自由思想》，又遭查禁和罰款，這一嚴重打擊，使其政治活動更為緊縮。他的遺著《基督抹殺論》(1911)，大部分是在獄中寫成的，不過，觀點終究太過偏激，缺少理解和接納不同宗教的胸懷。他在書中否定上帝的存在，主張徹底抹殺基督的精神，儘管左翼支持者依然認為，其激進思想的論述正是對於天皇制度的最後搏鬥。

動盪時代中的執拗低鳴

然而，從當時日本國內風起雲湧的反對勢力來看，日本政府自1920年起做出反應，開始著手制訂新的治安法規，以取代舊的《治安警察法》，加強限制那些「特定危險性人物」進行各種形式的社會運動。1921年8月，司法省完成了《關於治安維持的問題》法案，希望以緊急敕令的形式立法。但是，內務省以其內容並不具備緊急性為由提出反對。1922年2月，政府以過激社會運動取締法案的名稱提請帝國議會審議。其內容主要是禁止「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及其他有亂憲政」的結社行為或宣傳誘導行為。該法案同時規定，參加結社的集會將以犯罪論處，最高刑期可達10年。然而，司法省未能對無政府主義或共產主義者做出明確的定義，法案中對於「宣傳」的定義過於寬泛，議員們擔心該法會遭到濫用。結果，在貴族院的表決中，通過了修正案，將法案適用對象限定於「與外國人或本法施行區域外進行聯絡」的人，且最高刑改為3年。而在眾議院審議中，該法案未能獲得通過。

此外，該法案的另一個前身是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為了防止社會混亂而公布的緊急敕令「治安维持ノ為ニスル罰則ニ関スル件」（大正12年勅令第403號）。此後在正式的《治安維持法》公布時，該敕令被廢止，由此可知，這兩部法令具有連續性。1925年1月，日本與蘇聯建交（《日蘇基本條約》）。為了防止日本國內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激化，《治安維持法》於1925年4月22日公布，同年5月12日起施行。《治安維持法》與《普通選舉法》幾乎在同時被制訂，有一種說法認為，這是「胡蘿蔔與大棒」的關係，於此亦可視為隨著普通選舉的實施，有必要控制政治運動的過快發展，因此制定了《治安維持法》。（引文：維基共享）

歸結而言，從明治時期開始即出現社會主義者向帝國國家體制發出尖銳的挑戰，他們為信奉的烏托邦世界申辯，為實現理想社會的願景吶喊，最終要與國家機器展開殊死的決鬥。這種具有強烈吸引力的思潮，必然引來大批熱血青年的追隨。只不過，這種衝突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情節嚴重者被判處無期徒刑，輕者則在獄中發表轉向聲明，盡早換取自由之身。那些著名的轉向者早已進入研究者的視野裡，獲得較多矚目，持續為日本轉向研究添磚加瓦，至於要探究那些名不經傳的轉向者的自白，只能借重日本前司法省刑事局列入極機密的檔案了。在這龐大檔案中，神田氏兄弟的轉向聲明，尤其引起我的好奇和關注，因為他們與日本殖民臺灣時期有著密切關聯，他們都曾經在南方國度臺灣就學或者工作，留下青春和時間的身影。

轉向者之一：神田茂夫

檔案指出，神田茂夫自私立成城中學畢業後，擔任臺北製糖所和臺灣總督府鐵道部雇員期間，即對無政府主義產生共鳴，其後於1928（昭和3年）5月左右，信奉共產主義，昭和4年7月加入全協刷新同盟，成為關東自由勞工工會城南分部會員，歷任同部書記長等職，又與其胞弟利夫（該同盟幹部）及寺田貢等人共謀，再組成「共產黨人小組」進行活動，因而被捕入獄。在那以後，他於昭和12年2月被東京地方法院判處緩刑。當時，他33歲單身，之前因思想因素，被管束拘留三次，其父已逝世多年。

根據其轉向聲明，他抱持左翼思想的根本動機，包括其個人因素，例如出人頭地的夢想破滅，因而產生反抗心理。另外，就是政治思想因素了。他錯估當時的情勢和發展，日共與國際組織方針分岐；他沒有能力實際指導和組織抗爭活動。接著，他也自我批判，堅持階級鬥爭的立場是毫無意義的；其後，他表示原先抱持革命熱情已然退去，後來對於天皇制度較能客觀看待。在信仰共產主義方面，他也提出自我批判：經由系統的閱讀和思索，他開始對共產主義的觀點抱持懷疑。日本的歷史有其特殊的發展進程，不可套用無產階級的觀點加以評斷。而且，他還批判日本共產黨的運動方針多所謬誤。例如，主張變更國體（國家體制），打倒天皇制度，宣揚暴力革命和建立無產階級專制等等。

他並強調，他必須清算馬克思主義高揚的階級門爭觀，摒棄所謂資本主義壓榨勞動力的偏倚觀念。不僅如此，他保證今後要與前同盟的共產黨成員劃清界限。在自白書中，他表達了懇切的心聲：他作為一家之主，必須肩負起照料家人的責任，尤其對年老母親的責任，自己早年參與社會運動的確欠缺深思熟慮，如今已幡然醒悟了。他進而指出，待在警局拘留所期間，只要警察允許，他都會規勸同黨人士「轉向」。最後，他得以順利說服胞弟「轉向」，亦是他表達償還社會責任的某些心意。他願意重新振興家庭，作為一名日本國民、一家之主認真勤奮工作。幸運的是，獲判緩刑之後，他已經接受更生中心的指導和援助，並且相信今後在這領域上必然收到具體的效果。更準確地說，神田茂夫這位左翼前歷者和共產黨人，經歷拘留所的生活，接受更生教育之後，終於為自己找到出路，結束一場危險而徒勞的思想之旅，往往勝過任何冠冕堂皇的政治綱領。

轉向者之二：神田利夫

神山利夫的轉向經歷與胞兄神山茂夫的情況相似。毋寧說，這是兄弟同案的翻版。檔案指出，神山利夫自臺北市第一師範學校演習科畢業後，任職高雄州潮州郡潮州普通小學教師，任職期間，一度熱衷無政府主義思想，其後信奉共產主義，昭和5月6月上京，參與全協刷新同盟的活動，成為「全映」和「關映」的成員。翌年9月，他作為城南地區的細胞參與同地區的組織重建，進而與胞兄茂夫及寺田貢等人共謀，試圖重建全協之組織，因而被捕入獄。其後，他於昭和12年2月被東京地方法院判處緩刑。當時，他29歲單身，之前曾因思想因素，數次被管束拘留。據他自述，原先面對警察的詰問，他揚言「轉向」是懦弱卑鄙的行為，後來受其胞兄茂夫的感化，激進思想和態度因而改變。同年5月，他對檢察官陳述：他認為，在日本，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將來他不會參加革命運動。同年10月，他回答初審法官的庭訊時說：現在，他雖然沒有能力否定共產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然而他已深刻反省到，自己的愚昧以及對於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認識不足。如今，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已興趣索然，更遑論為其赴湯蹈火的熱情，只覺得全身乏力，健康出現了問題，且深感照料年老母親的重責。將來，他絕不參加革命運動，不做違反國家法律之事，找個適當的職業扶養老母過著平凡生活。結果，當日，他就獲得了保釋。

昭和12年12月1日，神山利夫在公開庭上向法官發誓承諾：他會徹底清算自己的思想，在OO更生中心，努力學習重新做人。將來，絕不從事非法活動。在轉向問題方面，他也做出積極的回應。他坦言，被拘留警局期間，對於轉向問題並未做充分思考，其後移至市谷監獄臥病期間才得以靜心思索各種問題，方知自己的愚昧和魯莽行為，而且那時身體非常虛弱，禁不起任何小小的折騰。出獄之後，他一面療養身體，重新省思社會和時勢的變化，逐漸認清楚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危險性，以及宣揚暴力革命的極左思潮和空想的社會主義所帶給整體社會的禍害。從這個角度來看，不管神山氏兄弟是否同意，他們曾經恰如其分在反映時代精神，同時亦在顯露時代的弊病。又或許，他們早有先見之名，特別在混沌的時代裡為後代人提供確診的病例？

轉向生命的新風景

接承上述事件，轉向問題的確值得深入探討。按照思想家鶴見俊輔的說法，「轉向」一詞最初源於1920年代的日本共產黨人因被捕坐牢，在獄中宣布政治思想「方向轉換／=變更路線」的縮略語。到了1930年，這個詞逐漸變成輕蔑的說法，用於指稱日本共產黨人放棄理想的「變節」行為。鶴見在這方面多所研究，曾經編印過三卷本《轉向》專書，他似乎更站在理解與同情的立場來看待「轉向」的歷史脈絡。他認為，「轉向」是一個普遍現象，而非特定政黨人士的行為。他舉二戰前為例，當時許多為自由和平搖旗吶喊的自由主義者和左翼知識分子，於二戰方興未艾之際，卻搖身一變為狂熱的軍國主義者；日本戰敗以後，這些昔時的知識分子竟然比右翼人士更迅速轉向擁抱「民主主義體制」。所以，在他看來，「轉向」的本質是「在國家的強制下所產生的思想變化」。這就是說，只要國家為實現自身的最高律法權威，勢必就會對個體做出支配或限制，國家機器與個體之間的對峙抗爭，就是不可調和矛盾的根源。然而，我們若與現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形態相較，日本知識人這種放棄社會主義思想的「轉向」行為，一點都不需感到可恥，反而有一種重獲新生的光明。相反，你能夠想像一下，當你生活在標榜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極權主義國家裡將會是什麼處境嗎？人，一旦失去言論和行動的自由，他還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