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政治工作者，現居台灣高雄。
如果問說，誰是可以為了拍電影不計一切的人，很多影痴的第一個答案，應該都是Werner Herzog。
當然，沒有誰是真的能夠不計一切代價的，然而Herzog就是可以比別人付出更多上許多。「陸上行舟(Fitzcarraldo)」是顯現他這種偏執的最佳代表作品：
Fitzcarraldo是個亞馬遜雨林裡的白種商人，總是失敗於冒險風格的商業計畫、諸如橫越叢林的鐵道興設等等，同時也痴迷於卡羅素的歌劇。為了東山再起、並實現在雨林中建造大歌劇院的夢想，他將一切賭在一場載運橡膠的行程上，而為了迴避危險的航行河道，他決定要讓龐大的貨船離開水面、走上旱路，翻越一整個山頭。於是，陸上行舟的敘事，自此展開。
為了拍攝陸上行舟，Herzog沒有走便宜的道路，他跟故事裡的主人翁一樣，把一整條貨船透過器械、艱苦地拉過了山頭。電影的劇情，與電影的製作，形成一種互文，虛構的移舟上山，卻是真實發生於Herzog的拍攝歷程之中。於是，我們除了看見電影作為一個封閉的虛構敘事以外，我們也看見電影作為導演心跡的完整實踐，當我們閱讀「陸上行舟」，電影的內容與拍片的瘋狂彼此參照、相互指涉，我們無法說「作者已死」，因為作為電影創作者的Herzog，就活現在Fitzcarraldo的角色身上，反之亦然
然而，Herzog是充滿倫理上爭議的，尤其在陸上行舟的拍攝之中，破壞雨林有之、壓榨勞工有之，對原住民權益的剝奪侵害，甚至引來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Herzog是個電影瘋子，他拍電影的過程也充滿陰暗的一面，從世道看來，他作為電影導演，或任何一種藝術工作者，倫理責任似乎並未完備。
藝術創作與倫理責任的衝突，相關的事端似乎不斷地出現在我們的眼前，而成為一次又一次的辯論主題。譬如普利茲攝影獎的得主們，以鏡頭凝視非洲饑童被禿鷹所圍繞，取下不幸的影像，而對不幸本身束手旁觀；又譬如觀念藝術家把活著的八哥鳥，置放在高分貝的擴音喇叭之下，忍受噪音的傷害，由此隱喻眾聲喧嘩的社會現象，然而卻堂皇地造成了動物的苦痛。為了藝術創作，可以衝擊倫理到哪裡？代價應該怎麼償付？這些問題，一再地被提出。
在我看來，就算我們不是延安講話這種藝術理論的擁護者，也並不覺得文藝作品一定要服務社會。但對於藝術行動在結果上的「不為惡」，我們是否應該有根本的要求？那或許不是對於「藝術家」的獨特要求，而是對於每個人每個行為價值的基本判準。
所以，「陸上行舟」既然曾經如此明確地為惡，即使在美學層面上受到打動，我們自然在倫理上無法肯認Herzog。
從Herzog的陸上行舟，我們來檢視鈕承澤的「陸客上舟」事件。在鬧出了欺騙海軍、讓中國籍的攝影師非法登上軍艦勘景，而面對輿論與法律的制裁之際，鈕承澤的自辯是：「拍電影的人為了想拍出厲害的作品，常常無所不用其極，擅用權宜之計……」。
那麼，可以說鈕承澤是另一個Herzog嗎？
若我們把「瘋狂」作為一種美學的因子，Herzog的電影工作，呈現他是真正的瘋子，有一種後設的美學意義。至於鈕承澤呢？或許就市儈得多了，他對於規則的破壞，與其說是瘋狂、不計代價，不如說是一種傲慢。
有人認為，唯一讓鈕承澤被廣泛承認為有所成就的那部電影，其實也充滿了可疑的影子。我們倒不是衛道的看待，認為只能描述地方的光明面而不能陳述陰暗，不能講述地方黑道的故事；我們也可以承認，簡單化、類型化的故事邏輯是商業製片體系中難免常見的價值選擇。但是，整部影片，缺乏對在地獨特元素的適恰取用，缺乏對時空背景的細致考察，卻又冠上了地方之名取得偽風土志的地位。這樣的一部電影，透過了官方強勢行銷的敲鑼打鼓、全力加持，不僅為他取得了超額的成功，也形成了對地方武斷橫暴的詮釋。而或許這樣粗暴的成功，造就了他的傲慢。
在中國籍攝影師登艦的事件裡面，鈕承澤企圖以電影創作者的堅持，作為他逾矩行事的解釋。然而從電影的故事結構到影像要求來看，這個是可以取替的；即使他堅持要起用心目中的最佳攝影師，他可以借用勘景詳盡地蒐羅可得的影像資料，不惜血本重新搭建部份軍艦裡的場景…這樣用盡了努力，或許才可以追上Herzog的瘋狂，以對藝術的熱愛論之。比起無知地違逆國法，他似乎從過往的經驗中，傲慢地認為這個國家有給予他僥倖的可能。他沒有「不計一切」，他其實是算計了一切，只是這次面臨了輿論的揭發，才陰溝裡下了船。
所以，比起Herzog，我們對鈕承澤更加無法同情。我們可以在道德、法律上對Herzog譴責之外，讚嘆陸上行舟的瘋狂美學，而對於鈕承澤行為的評價則是更等而下之的，我們不但覺得他應該接受國法的制裁，同時也絲毫無法肯定陸客上舟的便宜行事，有展現任何電影人的執著。
而更讓人感到氣悶憤慨的，是這個國家更有一個以藝術為名，卻以特權為實的集團，具有這樣傲慢的團體心理動力。鈕承澤的「陸客上舟」事件，比較起來，只不過是一個微小切片而已。
不管是否同意Herzog以及他的瘋狂，它並不是什麼結構性的力量，慣常地干犯倫理，甚至牟利。可是在我們的國家裡，那個以藝術為名的獲利集團，他們透過政商關係彼此連結、擴張勢力，壟斷文化產業與娛樂事業的版圖，販賣著號稱高尚可是實則索然的品味，拉攏在文化上的話語權與商業上的特權，同時又潛在地形成某種對當權者的軟調護衛。他們常常號稱著夢想，可是卻毀壞著夢想；常常偽冒謙卑，卻實際上傲慢無比。
在這種結構之下，鈕承澤再怎麼想拍出「厲害的電影」，他仍然不會是Herzog，一如那些偽冒的夢想家，他們不會是真正的Fitzcarra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