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明治初期新聞中的刀光劍影

前言：在日本封建時代裡，不存在所謂的言論自由，等級和身份極為森嚴，不容平民百姓置喙。因此，民眾對於政府的暴力壓制和命令，只能無奈服從。歷史有其延續性，並且變換各種面貌走進我們的視野。當我們要探討明治初期的知識狀態和言論自由時，有必要了解此前的歷史，進而考察明治初期佐幕與勤王兩派意見相左的各種攻防。

塗鴉與打油詩的妙用

在日本新聞報紙問世之前，歷史文脈中的塗鴉貼文和打油詩發揮著極大的作用。以寶永年間為例，那時匿名塗鴉和寫諷刺打油詩的風氣盛行。《寶永落書》這部書冊就是其精要版。該書揶揄的對象是，1709年（寶永6）第五代將軍德川吉綱的老中（直屬將軍，總管政務，是幕府常設的最高官職）柳澤吉保、稲垣重富、荻原重秀等高階官員執政弊端的輯錄。

幕府的政策機構及其成員包括：老中四至五人、若年寄三至五人、大目付四人、目付十至三十人、社寺奉行三至五人、町奉行二人、勘定奉行四至五人，由這些人員共同參與承擔各自的職務權責。櫻田門外之變（1860）和美國海軍准將馬休．佩里率領艦隊（1864）駛抵江戶附近的浦賀時期，在公開場所就出現過諷刺性的塗鴉招貼，在許多私人日記和隨筆中，更不乏塗鴉和打油詩的印跡。

對輔佐將軍的老中而言，他們並不樂意看到塗鴉的風氣氾濫開來，因而向將軍建言，不如發布禁令扼止。不過，吉綱將軍認為，百姓塗鴉必有什麼原因，並非完全無用，它可作為官員探查民情和施政成果的反應，沒有答應發布禁令。老中柳澤吉保不敢違逆將軍的決策，又不能坐視不管，最後只好做出折衷方案：塗鴉文字以三日為限。也就是說，一枚塗鴉招貼，最多期限為三天，三天一到即要撕下。這是對於張貼者的另類寬容。

只是，這樣一來，等於通知張貼者，有法律漏洞可鑽。因為三天過後，只需變更張貼的處所，同一內容的張貼，就能在十五天或一個月內，持續進入公眾的視野，讓大眾接收他們的心聲與訴求。由於塗鴉的內容以諷刺的狂歌．狂句居多，所以，張貼的地點需要掌握得宜，比如，貼在權勢官員宅第的門前，貼在民眾群聚的場所，才能發揮一紙傳百的宣傳效果。據現存的資料來看，天保年間就大量印製這類招貼，大概看準了其輕薄短小的特性。

野馬台詩的起源

除了塗鴉和打油詩之外，「野馬台詩」（野馬台即邪馬台，日語中「大和」yomato的音譯）這種有預言性質的體裁和效果同樣不容小覤。根據《野馬台序》指出：

「野馬台詩者中國梁朝寶志和尚所作。野馬者陽焰也。台者謂國也。言倭國人道輕薄雖有而如亡。猶陽焰起春台、故指本雲野馬台也。昔寶志和尚行道曰、化女忽而來與和尚俱語、恰如舊相識、一女去一女來、如斯一千八人也。皆本國之終始也。和尚怪之以千八人女、作文字者、乃倭字也。爰知是倭國之神也。和尚托其言、作一十二韻詩以貽將來矣。嗚呼志公是觀音大士、不知自作倭國之讖。中古聖武皇帝朝、吉備（真備）公入唐、唐人以其本國之讖出野馬詩、使之讀為試其知力、文字交錯乎直不書之、非神助則不可讀之。於是，吉備公默然祈佛天及本國之神祇、俄而有蜘蛛隨其紙上、漸步曳絲遂認其迹、讀之不謬一字。唐人稱美之。」

簡要地說，唐朝人故意打亂這首詩的順序，以此測試吉備真備的漢語詩文的修為。亂詩的方陣如下：

水丹腸牛龍白昌孫填谷始終

流盡鼠食游失微子田孫臣定

天後黑食窘水中動魚走君壤

命壁代人急寄干戈膾生周天

公三雞黃城胡後葛翔羽枝本

百王流赤土空東百世祭祖宗

雄英茫與茫為海國代成興初

星稱竭丘茫遂姬氏天終治功

流犬猿青中國司右工事法元

飛野外鐘鼓喧為輔翼衡生建

吉備真備不愧是文才極佳的高人，他將這首詩順乎其意押韻地組合起來：

東海姬氏國，百世代天工。

右司為輔翼，衡全建元功。

初興治法事，終成祭祖宗。

本枝周天壤，君臣定始終。

谷填田孫走，魚膾生羽翔。

葛後干戈動，中微子孫昌。

白龍游失水，窘急寄胡城。

黃雞代人食，黑鼠喰牛腸。

丹水流盡後，天命在三公。

百王流畢竭，猿犬稱英雄。

星流飛野外，鐘鼓喧國中。

青丘與赤土，茫茫遂為空。

未竟的君主政治

誠然，塗鴉和打油詩以及「野馬台詩」都發揮著各自的特性，個人對於時局諷喻得到抒發，卻不適合用來團結彼此。或許，這就是它們先天的局限，幕末薩摩藩和長州藩對於德川幕府的攻擊，除了少量的報紙之外，多半沒越出塗鴉文字的範圍。幕末時期，幕府依靠從法國借外債強化了對內的權力，試圖透過廢除以長州藩為首的各藩來實現福澤諭吉所說的「大君的君主政治」，結果遭到薩長諸藩的反抗。

幕府內部為了政治穩定，也支持幕藩聯合，出現了以勝海舟為代表的反幕府權力絕對化的意見。可以說，反對外債之論，意外促成反幕府勢力集結的主因。我們若將它視為變相的「尊王攘夷」論，似乎也未嘗不可。事實上，幕末的外債反對論就是由倒幕派組成的新政權繼承下來的。必須指出，大久保利通推行的資本主義路線在集結倒幕派時發揮著主導作用。文久二年，幕府成立「洋書調所」開始翻譯外國的新聞雜誌，某種程度上壓住攘夷派的氣焰。

後來調所人員得出共識，組織「會譯社」的團體，在橫濱翻譯英文報紙供人閱覽，並抄寫給所需的讀者。該團體深諳新聞媒體的影響力，尤其在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大政奉還」（1867）以後，深感對主君極為不利，便斷然發行報紙以對抗勤皇派的薩長兩藩。他們始料未及的是，起初發行報紙是為自己辯護，卻也意外地推動了日本言論界的發展。

相似的歷史境遇

由此可知，報紙的言論和捍衛自身的政治立場是緊密相聯的，而且不限國界之分，英國統治印度時期的新聞報紙橫空出世即為明顯的例證。印度的第一張日報《孟加拉新聞報》，由季．阿．希基主編，於1780年1月29日出版。1818年第一張孟加拉文日報《達爾巴新聞》在加爾各答出版，在此之前，在印度出版的所有報紙都是英文，經由英國人編輯和經營。早期的那些英國記者和他們今天的後繼者不一樣，他們對政府進行嚴格的批評。

因此，他們的言論自由受到嚴格的限制。1818年合斯汀勛爵取消了新聞審檢，可是1823年又給予新的限制。1823年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宣布：「這個政府和新聞自由是不相合的，而且不可能調和。班廷克在麥特卡夫繼任廷克之後擔任臨時總督時，他給予報紙以法定的自由（1835年）。在以後的幾年裡，加爾各答的報紙在數字上日益增加，並且日益鞏固，印度人開始更多地投入報紙的經營工作。

安政三年（1856），幕府命令「蕃書調所」翻譯外國新聞，深知蒐集外國情報的重要性。而這為處理發生於文久二年（1862）的生麥事件、導致翌年英國與薩摩藩開戰，雖然最後幕府支付英方賠款2萬5千英磅（相當於6萬300兩）解決，但亦因事前透過外國報紙掌握英方的動向，幕府不致於落到更糟的外交困境。

從那以後，幕府責令「開成所」的成員定期翻譯，把在橫濱專為外國人發行的英文報紙迻譯出來，提交給幕府最高層官員參閱。這個新聞摘譯有助了解外國資訊，後來更把它擴及到諸藩領地。當時，開成所的主要譯手柳河春三（1832-1870）於慶應元年（1865）組織成立「會譯社」，經由開成所加大吸取外國的最新資訊。

在橫濱發行的日文版《日本時報》，即翻譯自《The Japan Times》第22号（1866年2月2日發行）・57号（同年10月13日發行）・64号（同年12月1日發行）・65号（同年12月8日發行）・72号（1867年1月26日）等5部，由開成所的堀越英之助、内田弥太郎、春日与八郎等譯員譯出。《中外新聞》譯出5 部，巻3・5・6・11・12，渡辺一郎、石橋鎗次郎等為主要譯手。另外，還摘譯了《倫敦新聞》、《横浜新聞》、《日本雑報》的新聞報導。

《巴達維亞新聞》的意義

1862年1月1日發行的《官板巴達維亞新聞》，即日本專供幕府要人閱讀的日文報紙，後來才向一般民眾開放。這份報刊是由爪哇的荷蘭總督贈給江戶幕府的機關報《Javasche Courant》，由蕃書調所以日文譯出。其後，改名為《官板海外新聞》，再改名為《巴達維亞新聞》。

它是以日本紙木版印刷的報紙，類似雜誌的體裁，一冊僅數頁，共發行了23卷。該報以萬屋兵四郎為骨幹，以及翻譯《解剖學圖譜》的杉田玄白的曾孫．杉田玄瑞等西學專家們著手翻譯。顯然的，發行該報以荷蘭為主的國際新聞，包括英國、法國、中國、西班牙、土耳其等國家的新聞，目的在於消減攘夷運動的氣勢。

有趣的是，日譯版的新聞報紙，經由翻譯和校對程序的折騰，通常拖到四個月才發行，實在談不上及時或與時俱進，由此可看出，幕府晚期日本人為獲取國際情勢的好奇與熱情。順便一提，有關美國南北戰爭的消息，七個月後才刊登出來。以往的史觀通論認為，江戶時期幕府施行鎖國政策，嚴格禁止外國訊息進入日本，近來日本歷史學家已重新評價這段歷史，那時幕府深感於外部壓力逼近，更要積極蒐集外國的情報，因為吸取西方近代科學和產業的發展有助於國力的提升。

佐幕派的報紙

正如前述，《巴達維亞新聞》打開日本讀者的視野之後，《中外新聞》又順勢登場，它旨在為德川慶喜洗刷與（天皇）朝廷為敵的污名，其後，幕府所屬的洋學專家和幕臣更積極作為，他們善用傳播媒介的力量，短短兩三個月內，共計發行了十二份報紙：《中外新聞》（二月四日）、《內外新聞》（四月十日）、《中外新聞外篇》（同月）、《公私雜報》（四月二十七日）、《江湖新聞》（潤四月三日）、《遠近新聞》（四月十日）、《もしほ草》（四月十二日、橫濱）、《日日新聞》（四月十八日、江戶）《この花新書》（四月十八日、橫濱）《そよふく風》（五月一日、江戶）、《東西新聞》（五月十四日、橫濱）、《海陸新聞》（同月、江戶）。

以佐幕派的英文報紙《中外新聞》為例，在首刊的文章中，這樣寫道：「……此次，朝廷之決定乃薩摩與長州所做之決議。然此前所未有之大變革，並未尊崇天子之真意，僅突顯權勢而空負其名，故地方諸大名不服，亦不無道理。」

不用說，這段文字毫不掩飾地表示幕府對於薩摩長州雄藩操控天皇的不滿與憤慨。同報第二十七號，津田真一郎為主君（德川慶喜）辯護：「寡君平生誠敬尊王之素心未變，其泰然不動之姿，猶比富士山嶺更磐固。……恐國內亂事頻乃，患外侮趁虛而入……履履下諭，抗王師者如刀刃刺向我身……然憾之，王師非武甕槌神經津主神之神兵，以臣敵君、遠親征其本家、弟之伐兄，倫理綱常顛倒，豈不嗚呼哀哉，此值王師復古綱紀一新之際，此乃不可思議之怪舉，令識者不知何以答之。」

同報第十二號（四月十日發行），政治思想家神田孝平（1830-1998）撰文〈論齊心一致〉，提出「日本國內當務之急五條要事」：

一、我日本乃永久獨立國，絕不可淪為他國之附屬。

二、我日本欲求獨立應發展相應之國力。

三、我日本欲發展國力，國內須齊心一致。

四、欲使日本國內團結，國人須遵從政府之政策。欲達此政府應廣納國內各界之見，不可拘泥一方之言。

這篇文章前四項，看似在勸合（幕府與薩摩長州的矛盾），第五項實則是對薩摩長州報一箭之仇。此外，渡邊一郎發行的《中外新聞外篇》卷四，刊出題為〈持平論〉的文章，批評伏見鳥羽之戰（1868），乃因「三藩（造反）橫暴而起，其趁勢欲削殺德川氏，乃至凌辱東方之士民，為了會津應予破之；設若三藩之力打敗會津，日本國內必受其鉗制掌控，此乃非治天下之道。」看見同志發出不平之語，柳河春三更以諷刺畫加入了戰局。

在這幅諷刺畫中，許多隻猴子聚集在一棵大樹下，持著斧頭鐮刀欲以砍下，其他猴子則到旁側的松樹砍除樹枝，有的持鐵鋤刨其根部，有的以繩索綁住枝條欲拉下。此畫還以寳雪庵之名，題上一首俳句「松樹盤根深，佇立枯野中。」同時代的人看得出來，柳河春三畫中那棵受到一群猴子砍伐的巨大松樹，即是德川慶喜的化身。

勤王派的報紙

面對佐幕派透過報紙議論時政，連環抨擊勤王派的陣營，勤王派自然很不服氣，但其掌握的報紙不多，態度也很消極。慶應四年二月創刊的《太政官日誌》，是新政府的官報，在第九號（四月發行），發布這樣的文告：「近來，出版太政官日誌，乃基於為天下萬民之布告，不分貴賤，敬承御政之道，知其踐行之條理……」這是明治政府宣傳之用，多半刊載太政官的布告。

1868年潤四月，為普及西方資訊及舶來品雜貨的知識，英國商人威瑟希在藥劑師（John Hartley）的店，發行了《各國新聞紙》。該報以外國新聞為主，據說有長州藩士的後援，第一號卷頭刊出王政復古的劃時代意義：「……王政復古為行御一新之政令，為萬民百姓之著想，實乃令人感佩不已，因此諸民應各盡本份，日夜匪懈不忘奉報國家之恩。」但這份報紙很短命，發行至第三集停刊。同月十七日，大阪出版了《內外新聞》周刊，逐一批評載於佐幕派報紙的觀點，批駁所有不利於勤王派的報導。這份周刊是大阪府知事後藤象二郎等人共同發起，新政府派的刊物，共發行了十七期才停刊。同年五月一日，在京都發行了《都鄙新聞》，不以反制佐幕派的言論，而是報導庶民的生活百態。該報第一號，這樣寫道：

「近來，連鴨（川）東邊之藝妓舞子，皆熱衷學習漢語。連日陰雨，池中金魚沖散，掉入火盆，分不出其為何物，魚兒頓生爭執。鴨（川）西邊有漁隱曰，近國（鄉）富農使女兒至京（都）當傭僕，不計薪俸多寡，只為習得婉約優雅之儀態與言詞。如糊（のり）稱為「のもじ」、葱（ねぎ）稱為「ねもじ」，將流行之「かちん」，稱為「蒸し」，皆為皇都之雅言。」《參見《幕末明治新聞全集》第5卷）。

談到京都發行《都鄙新聞》，必須提及室町時代京都的掌權者看待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據東大史料編纂所本鄉和人教授指出，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執政期間起用三寳院的高僧滿濟，督使他在宗教和政治方面，輔佐第四代將軍義持、第六代將軍義教。他在日記《滿濟准後》中，經常使用「都鄙」一詞。這反映出他看待都城與地方的尊卑位階。

室町時代的將軍都在京都視察政務，首代將軍足利尊氏也不例外。不過，基於有效管領關東地區，他命令兒子基氏（第二代將軍）駐守關東的鎌倉，即首任的鎌倉公方（將軍的尊稱）。其後，基氏的子孫一直承襲這個職位，但他的後代對第六代將軍足利義教有很強的對抗意識，彼此經常意見不合。

在滿濟看來，室町將軍支配下的地方即為「都城」，鎌倉公方治理的關東地方，就是「鄙外」之地，京都附近的近畿地方、中國．四國地方，以及中部地方，由將軍統治的地方，亦屬於都城的範疇，包括商都堺和博多。然而，那時九州被稱為「鎮西」，想必是把它當成「鄙外」之地。出於政治考量，室町幕府要求守護各藩的大名們必須常駐在京都，這類似江戶時期大名往返江戶覲見將軍的參勤交代制度。

不過，那些僅限於都城的大名，鄙外之地的大名不需待在京都。經歷應仁之亂（1467-1478）之後，便突顯出尊都城貶鄙地的結果了。戰爭結束以後，京都一片殘敗荒涼，參戰的大名們失望至極返回自己的領地，由於主君長期在外打仗，領地內的武士早已失去向心力。而守護鄙外之地的大名，反而因禍得福渡過了這場風暴。

綜上所述，幕末至明治初期佐幕派把刊行報紙作為保全自身利益的武器，不論在報紙份量或批判力度上，要大於佔有政權優勢的勤王派，雖然勤王派同年七月在兵庫發行題為《新聞論破湊川濯余第一》的小冊子，藉此攻擊關東（為德川慶喜喉舌）的報紙，讚賞《太政官日誌》所有的主張。然而，歷史並非依造人的意志而改變，而是誰掌控住槍桿子，誰就能掌握住政權。德川幕府退出歷史的舞台，明治天皇及其功臣們沒有閒著，他們繼續在刀光劍影中開啟歷史的新頁，在往後的新聞政策方面布置關卡，透過新聞條例的發布，逐步收緊和鉗制新聞尺度及言論自由。

在他們看來，他們就是有辦法將那些挑戰這條紅線的異見人士，對其加重罰款或者關進牢房。從這個意義來看，那些生活在極權統治下，敢於發出不平之鳴，無畏於坐牢也要捍衛新聞自由的知識人，他們比任何人都得長命百歲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