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電影史漫談】高松豐次郎的台灣時光：以電影進行文明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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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川彩在〈台灣事業發達史稿〉當中提到，高松豐次郎受後藤新平進行文化宣傳的感召來到殖民地台灣。按市川彩的文章脈絡，應是在出版的1941年前後訪問過高松豐次郎。

值得追問的是，後藤新平文化宣傳的內涵是什麼？後藤新平1898年到1906年就任台灣總督府行政長官期間，留下的名言不少，例如生物學統治法的「不能將比目魚的眼睛當作鯛魚的眼睛」，也就是不能將日本制度照搬到台灣，而要從台灣舊慣進行科學式的調查。

後藤新平的文化宣傳策略與生物學統治法頗有邏輯上的一致，他尊重台灣社會原來憑藉科舉獲致功名的菁英，但也向這些精英展示日本文明。如果說，後藤新平的文明展示面向社會菁英，那麼以電影作為宣傳的高松豐次郎，則以後藤新平搭建的「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為平台進行電影放映。其中，日俄戰爭尤其是放映影片中的重要之作。

展示日本現代文明

向特定個人展現日本文明，是日本領台之初的做法，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引領日軍入台北城有功的茶商李春生。1896年總督府特別安排他到日本參訪，此行李春生也寫成《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一書，書中隨處可見對日本文明景況的盛讚，作為教徒的李春生，也從自己特殊的宗教視角詮釋日本得以文明之理。此外，通過這次考察，李春生更將孫子留在日本求學。

後藤新平上任後，將日本的文明展示擴大。不同於李春生個人、特案式的訪日，這次對象是前清獲有功名者。1900年，共計72名前清時代獲有功名者在後藤新平的邀請下前去台北，這次聚會有個漢學古風洋溢的名字－揚文會，從3月15至26日齊聚台北西門外以「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典故命名的淡水館。彰化的吳德功也在受邀之列，他將從彰化北上參加揚文會的情景寫作《觀光日記》。在他的描述裡，各地官員協助受邀者前去參加而且舟車免費，足見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對揚文會的重視。然而，他們的期待是什麼？後藤新平在揚文會裡開宗明義：漢文雖然優美高雅，但未來應以閱讀日本語為基底，設立各級學校乃至專門學校，以期對社會民生有所貢獻。為說服傳統士紳，揚文會安排許多參訪行程，從戰艦到製藥所、電火所，處處無不展現日本建設中的現代文明。吳德功在日記裡也不止一次提到這些舉措無非欲開台灣人智慧。揚文會之後，這些傳統士紳一如李春生，都震懾於日本現代文明，也讓兒孫接受新式學校教育。

接下來的日本文明震撼，則是國語學校的畢業生。國語學校畢業生王名受，1903年和國語學校學生一起到日本參觀大阪所舉行的第五回勸業博覽會，一行人從神戶入港，而後京都、東京再繞回大阪。〈本國旅行日誌〉在1901年創刊的《台灣教育會雜誌》第十五、十七、十九期連載，從「車馬如織，電線成網，各處設有電燈，夜如白晝」的現象描述乃至「予輩生長於台灣，莫覩文明之盛，今也觀光戾止，則我國之文明，啟不招人耳目哉。且夫文物輩出，與諸文明先輩諸國，互相比擬」的感慨，年輕一代的反應與李春生、吳德功極為相似。

日俄戰爭電影傳達日本優勢戰力

前面的文明震撼都以文字留下紀錄，美國紐約大學兩位電影理論家Ella Shat 與Robert Stam則注意到殖民者對影像的運用。今日我們都已習慣用「想像」一詞，這個語彙正來自班乃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的影響。這本書的主軸之一，就是工業革命帶來印刷術的普及，外加市場的形成兩者相加產生印刷資本主義，通俗小說也在此脈絡下問世。讀者在閱讀這些小說時，無形中也形成了我者的共同的時空感覺與集體意識，乃至和他者之間的界線。簡言之，共同體是想像出來的。

Ella Shat 與Robert Stam在《Unthinking Eurocentrism》(1994)一書中，敏銳地看到電影問世之後，發展電影的幾個國家如英國、美國、法國等恰好也都是殖民大國，帝國的想像也在影像裡擴散。相較《想像的共同體》裡的通俗小說，影像同樣能帶出時空感覺之外，更重要的是，小說的閱讀是個人式的，但電影的觀看是集體的，同一時間內的影響更大，此外，影像跨越識字與否的界線，聲光的影響力遠比小說來得大。

高松豐次郎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以電影放映與講解進行宣傳。按市川彩〈台灣事業發達史稿〉的說法，高松豐次郎1901年就曾來過台灣。推估應是先來了解狀況試水溫，而後，1904年開始較長期在台灣生活。其間，他也因為影片來源之故往返日本與台灣。高松豐次郎的台灣時光，一開始是以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為平台，這是後藤新平的妻子後藤和子1904年所發起成立的協會，成員主要是在台日人的妻子以及台灣社會賢達的妻子，宗旨在於推動社會公益與慈善活動，台北、台中與台南都設有分部。後藤新平對歐美文明極感興趣，愛國婦人會成立之初，就購置了電影放映機，愛國婦人會也進行電影巡映，高松豐次郎自然是核心人物。另一方面，台灣總督府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幾乎就是高松豐次郎的廣告，高松豐次郎的一舉一動，舉凡日本返台歸來帶來的影片、為台灣總督府拍攝的影片、電影事業版圖介紹都有詳盡的報導。

高松豐次郎來台灣進行電影放映的同時，日本電影也開始奠定人氣。日本媒介的發展非常有趣，都與戰爭有關係，明治維新之後，1877年爆發西南戰爭，人們關心戰況的發展，爭相讀報了解最新情勢，也因此奠定報紙的存在基礎。至於電影，則是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吉澤商店等多間公司派出攝影師拍攝戰況，人們關心戰況之故，電影也因此奠定人氣地位。有趣的是，因為日俄戰爭影片大受歡迎，片商想辦法製作以日俄戰爭為主題的電影，有的確實是日俄戰爭畫面，但有的卻是虛構只為了賺錢而為之。無論如何，可以說日俄戰爭電影在日本的高人氣。

儘管日本在激烈的日俄戰爭當中逐漸取得優勢，但在台灣卻有判斷截然不同的耳語。依灣生竹中信子所寫的《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明治篇1895-1911）》，當時台灣人謠傳俄國是大國，日本不可能取勝。報紙上打叉的符號，就是要掩飾戰敗。台灣將被徵召為軍伕，日本大官的妻子也早就回日本。在這樣的情形下，高松豐次郎以能夠再現真實的電影放映說明情形就變得重要。1904年5月24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就記錄了高松豐次郎在淡水館放映日俄戰爭相關的《旅順の海戰》、《日本兵の練習》等影片的實況。高松豐次郎的口才與台風畢竟已在日本磨練過，報導特別提到他能用滑稽又簡單明瞭，連小孩都能懂的語言解說。高松豐次郎不愧是帶動氣氛的高手，報導裡特別提到放映的最後，高松豐次郎從自己的左手被機器割斷的人生辛酸，乃至因而從事勞工運動等歷程向觀眾報告，這些話就像準備在台長期發展的高松豐次郎對觀眾的自我介紹。

《水竹居主人日記》裡的地方實態

《台灣日日新報》是殖民者視角的報導，從台北總督府的角度看台灣。近二十年來，台灣有幾部日治時期人物的日記相繼出版，這些日記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地方社會的實態，《水竹居主人日記》就是一例。撰主張麗俊台中豐原（葫蘆墩）人，1869年出生，十三歲入漢學，二十六歲中秀才，然而，也在此時台灣成為殖民地。1899年張麗俊成為保正，他共任保正二十年。在日記裡，我們可以看到保正的具體工作，例如登記所轄兒童人數作為施打疫苗之用、登記吸食鴉片人數等，此外，也鼓吹地方人士捐款愛國婦人會等。有趣的是，保正因是地方意見領袖，有時地方人物的不睦、爭吵也都尋求保正解決。

《水竹居主人日記》當中，五度看到張麗俊到役場領電影票或是電影放映相關紀錄。一是1906年2月22日，「到役場領日露戰爭(即日俄戰爭)活動寫真，入場券百二十枚，幼小兒二十枚」、二是1906年11月15日「在役場領慈善會派人玩活動寫真入場券」、三是1907年3月15日「警部補吉富君支（應為之）活動寫真入場券來場，言欲分發各保」、四是1908年1月23日「日人欲在聖王廟內演活動寫真劇，各保俱派分入場券，特別者每張價金六拾錢，普通者每張叁十六錢，予則分領七張」、五是1913年5月1日「愛國婦人會欲在墩街演活動寫真劇二夜，每夜今百五十円，係派葫蘆墩、潭仔墘二區人民負擔」。

這些日記片段非常珍貴，可以穿透《台灣日日新報》的紙背看到台灣基層社會的運作。首先，依《台灣日日新報》對高松豐次郎日俄戰爭活動寫真放映的報導，其地點都在台北，依次是在淡水館（1904年5月24日報導）、榮座（1905年12月24日報導）、台北座（1906年1月11日報導），這些都是台北的戲院。1906年2月22日在葫蘆墩放映日俄戰爭影片的是否是高松豐次郎不得而知，不過，可以看到日俄戰爭影片的重要性，深入各地方放映以影像說明日本戰力的優越化解民間謠言。

其次，1907年3月15日的記事對照當天的《台灣日日新報》，確實預告了高松豐次郎中部相關的放映行程－15日阿罩霧、16日東勢角、17日葫蘆墩、18至20日牛罵頭，葫蘆墩正是張麗俊擔任保正之地，如依日記所述，應是有下發的活動寫真入場券，雖然沒有提到免費與否，但這個細節可見高松豐次郎的電影巡映確實有官方的協助動員。

第三，愛國婦人會雖說是慈善組織，但從1913年 5月1日的日記記事裡可以看到電影放映費用仍由地方負擔。此外，如果再對照張麗俊1910年4月1日的日記，可以看到保正會議裡，上級給予保證的工作要求包括勸誘庄人加入愛國婦人會。附帶一提的是，官方支持的放映活動，官方動員加上一般民眾對活動寫真的好奇，觀看人數頗為驚人，例如1907年8月11日的報導，愛國婦人會在新竹孔廟舉行活動寫真放映，放映三日的人數分別是四千、五千與六千人。

戰爭影像震撼

到底台灣人看了日俄戰爭相關影片之後有何心得？1902年，櫟社成立，這是日治時期台灣三大詩社之一，櫟社詩人陳瑚的《枕山詩抄》裡，便有「觀日露戰爭活動寫真有感」一詩：

「白紗一幅映燈光，燦爛如晝照華堂，紛紛群履來如織，快賭極東戰爭場。

  此中奇幻開天地，炮烟彈火土毫芒，陸地激鬬方壯烈，鐵船又戰太平洋。

  憲擲龍拏在一紙，死傷勝敗須臾耳，旌旗烽熢現眼前，不愁地隔千萬里。

  幻燈自此妙入神，千秋猛士長不死，廾紀風雲戰局新，流傳何必垂青史。

  今夜我為觀戰人，戰場雖假戰事真，滄波揚波艦沒水，大砲轟天人化塵。

  堆骨如山血流水，敵輕生命何不仁，干戈慘狀至此極，使我見之心酸辛。

  我聞寫真非易得，櫛風沐雨臨絕域，萬死之中倖一生，探得鱺珠方返國。

  按圖作劇百媚生，不藉火光藉電力，莫言見影不聞聲，公輸視此無顏色。」

其中，「戰場雖假戰事真」指的應是銀幕上的戰爭非真實的戰爭本身，整體來說，可以看到觀影者對戰事的震驚，一如筆者在〈重翻台灣電影史第一章〉裡提到新竹仕紳看到八國聯軍影像的新聞記事。

值得注意的是，影像裡文明的震撼也不僅限地方仕紳，放映者也不只高松豐次郎或愛國婦人會。1906年7月7日《台灣日日新報》「生番化服」的一則報導，可以看到地方政府也看到電影的可能性，而《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也可見報社也認為電影有助文明提升。該則報導如下，「阿緱廳潮州庄支廳管下諸社番，囊時頗稱兇惡。自當道設置警官派出所，畧見綏靖，然猶未見十分馴致，其興近山村落衝突者，亦所時有。因本年二月間，潮州支廳曾開活動寫真會，而該撫番派出所，帶同轄下番人一齊觀玩。諸番無不心驚咤異，始覺文明野鄙，相棄霄壤，自覺往日之相頑抗者，殊實謬錯，今已豁然醒悟，自知此後不得不沾恩王化矣」。

可以說，日本治台初階段，展現日本文明與文明化是總體方向，其中，電影扮演了相當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