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超越學派的勇氣——中村元

對多數日本知識人而言，戰爭時期的言論箝制、二戰後社會的混亂局面，以及被美軍占領的殖民經驗，都給予他們精神層面深刻的打擊。然而，這段苦悶的歷史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忘，反而成為一種內傷外癒的宿疾，一種刺激和省思，甚至是一種批判的新起點。

知名印度思想研究者中村元（1912-1999），即是這群清醒的聲音之一。我們透過其自述和治學過程，嚴肅解讀相關的訪談內容，似乎都能找到那個時代遺漏的記述。進一步地說，我們試圖在這些話語思想中找到另類的精神軌跡，應該不是誇大之詞。畢竟，通往歷史的道路，向來有許多路徑，探索者勇氣俱足不怕走錯方向。

學生兵入伍與時代精神

生於1912年的中村元，出身名門第一高校，1936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印度梵文學系，隨後留校攻讀博士，期間師從宇井伯壽（1882-1963）與和辻哲郎（1889-1960）二位思想大家，研究佛教文獻學和倫理學，1942年以《初期吠檀多哲學哲學史》論文取得博士學位，1943年就任東京帝大文學部副教授，正式開啟教學與研究生涯。

不過，初登大學講台的中村元，這時遇上了學徒出陣（學生兵入伍）大學校園幾乎停課的狀態。眾所周知，是年隨著戰局惡化，日軍兵員嚴重不足，1943年10月1日，當時東條英機內閣頒布了《在學徵集延期臨時條例》（勅令第755号），亦即除了理工科系和師範體系之外，撤銷文科系的高等教育諸學校在籍學生的徵兵延期措施，與此同時，又制定《臨時徴兵検査規則》（陸軍省令第40号），同年10至11月，實施微兵檢查凡丙種合格者（開放性結核患者除外），必須於12月入伍。更確切地說，首屆入伍的高學歷（舊制大學、專科學校）學生兵，多半用來補充陸軍的儲備幹部，飛機駕駛見習士官、海軍預備學生、野戰指揮官下級軍官等職缺。換言之，理工科系的大學生可以研發武器，可以暫緩徵兵，因此即使後來進入軍隊，也是被分發至陸海軍所屬的研究所，進行所謂「勤勞奉仕」（義務勞動），但是農經學系的學生，則沒理工科系那麼幸運，同樣必須入伍為國效力。

據中村元自述，彼時他質疑「勤勞奉仕」的政治意圖，甚至抱持反戰的態度，不認為日本會打贏這場戰爭，日本為顧及面子尊嚴，可能採取某種形式投降，給自己預留後路。他進而猜想，日本一旦戰敗，就會廢除天皇制度，但事實與推測相反，日本最終無條件投降，美國占領日本以後，實質掌控政治活動和國會運作外，天皇制度依然維持不墜。

一步一腳印的旅程

從那以後，感懷時事尤深的中村元，並未停下研究的進程，自1943至1951年，投入《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的著述。起初，他整理年輕時的讀書筆記，逐步形成全書的架構。當時，他接受哲學系教授伊藤吉之助的指導，與同好組成研究小組放言討論，後來，因於諸種因素，只有他整理撰寫，其間數度易稿，不斷補充材料。中村元說，伊藤教授是個自由主義者，反對宣揚軍國主義思想，而且沒有設限他的思想。事實上，當時校園的情況很糟，教授無法安心做學問，也沒有研究室。然而，他扭轉了這個困境。他藉由這個機會，向學長老師們討教，與他們一起值宿，請益各種學問。從這個意義而言，該書許多觀點的形成，全得益於這些求知問學的啟示。二戰結束後，這部著作的架構就更具完備了。在成書的過程中，中村元的勤奮好學發揮很大作用。比方說，二戰期間，他為了躲避戰火肆虐，疏散到鄉下（島根縣），就著手潤改書稿；有時公車不來，一等好幾個小時，他以此時間讀書做摘要。也就是說，他必須抓緊時間以彌補戰爭時期治學環境的空白。

中村元指出，在方法論的形成上，伊藤吉之助給予他很大啟發，亦受到和辻哲郎的哲學影響，當然，這包括其他相關研究專書智性的啟迪。寫作這部書籍大約歷時2年，寫了3千餘張稿紙（每張400字），於1947年交稿，1948年出版。這部書流通了15年後，他再做修訂，1961年由春秋社出版。此書，在判斷和表現形式做出修訂，因為在他看來，考察這樣的思想，不應局限在各別民族，這是普遍性的問題，亦即要超越民族的視點重新思考。他必須更加思考西洋層面的問題，汲取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甚至數理邏輯與言語表現之間的關係。他發現，那時期西方已出版卓越的研究成果，充分借鏡的話，將來有助於形成學問的體系。而除了這些因素，促使中村元完成《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很大原因在於他成長的時代背景，他受到大正民主思潮的洗禮，據他印象所及，在那時只有少數人宣揚國家主義。因此，他本能地反對戰爭時期強化「國體之本義」的思想，不苟同這種官方主導的感化教育思想。而這種反對國家主義的意識，終於在撰寫這部專書之時，正式登入其比較思想的論壇。即使後來他進入佛學研究領域裡，他也不同意天皇的神格權威高於佛學文獻之上。毋寧說，他贊同宇井伯壽教授的觀點，用理性主義的精神探究文本（文獻），徹底發揮理性主義精神，以對抗國家主義的思想。

廣納百川的重要性

從上面的論述，顯露出中村元學術見解的端倪，這並不表示他不存在自我矛盾，二戰後二十餘年來試圖打破學派藩籬卻無力施為的心理挫折。例如，在治學思想的光譜上，他自詡為激進左派分子，不過，從整個日本學術發展結果來看，他則被視為保守派人士。在此之前，他極力主張學院內過時僵化的治學方法，必須揚棄或做改變絕不能抱殘守缺。問題是，年輕學者未必勇敢追隨，因為這涉及日本學界的師徒制度、論資排輩的倫理傳統，不遵循這個規範的人，就無法以學者的身份進入學術場域展現才思，而且這種影響層面很廣泛。他後來從印度哲學轉向佛學研究，情況依然沒有改變，單憑他個人的力量，的確無法撼動固若金湯似的學術體制。然而，他明白與其成天向學術體制抱怨，不如以身作則另闢道路。詼諧地說，此時他勇於仿傚現代社會學的奠基者馬克斯．韋伯，其社會學理論先出口轉內銷的做法，為自己贏得國際學術聲譽，有助於學術拓展和競爭力。

1967年左右，中村元開始用英文寫書，向國際學界打開知名度，而這個努力很快就受到肯定。在美國，出版商簽下《東方民族的思維法方》修訂版版權；在印度，刊行其《日本與印度式的亞細亞》一書，這些激勵極為重要，進而促成他計畫出版梵文的入門書。他深切觀察到一個事實，日本的梵文學者多半前往歐洲學習梵文哲學，而不是到哲學發源地印度取經，這難免有捨近求遠的遺憾，梵文學問不那麼到位。在他看來，印度婆羅門的學者之間，有其深厚的學問傳統，因此，他更需要親炙記述他們的學問。另外，他指出一個怪現象，在日本出版印度思想的論著，學界同行並不予認同，所以他決定在印度出版專著，甚至得到印度的專家學者或婆羅門們的肯定，這樣一來，那些日本同行們就沒有置喙的餘地。那個時期，他計畫主編選錄各國學者的論文，在印度出版十卷本《印度哲學史》叢書，旋即獲得印度德里書商簽約。之後，他預定總結數十年來的研究成果，在荷蘭出版題為《Critical Survey of Indi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一書。這部通論性的著作篇幅頗厚售價也高，也顧慮讀者購買意欲不高，不過出版冷門的學術著作，出版商和作者都必須有這種覺悟才行。

中村元用英文寫作出版專書，以此拓展國際能見度，還在於他對日本現代哲學界的不滿。在他看來，明治維新以前（亦即德川時期的思想），存在著哲學性的思索，他試圖從中汲取有益的思想養份向國際學界介紹。然而，他受邀不講日本經濟和政治這樣的熱門話題，談論「日本的思想史」，又是另一種挑戰。正如上述，如果他用日語寫書，立刻就會招致「外行人胡亂寫書」的批評，什麼年號錯誤啦，文字表現差強人意啦等。直白地說，他撰寫日本思想史這個行為，如同侵入同行的地盤，自然會引起同行的反彈，而且他根本無法防備，嫉妒的暗箭什麼時候射來。這就是他不便公開明說，但真實阻擋在他面前的「學派山嶺」，要不你勇敢超越它，否則就繞路前行，幾乎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實際上，他撰寫日本思想史，也是對於日本學界厚今薄古的質疑。他閱讀聖德太子注解的經典作品發現，那些典籍中依然保留著聖德太子獨特的思考。他作為一名研究者，他要沿著古人的思想痕跡找出新生的意義。

哲學史的方法

寫作哲學史有諸多方法路徑，中村元撰寫《印度思想史》時，注重文本產生與整體社會背景的關係，才不局限於書面資料的沿用，缺乏歷史肌理的呼吸。他撰寫岩波版《印度思想史》即秉承這種方法和精神，同樣的，他撰寫《日本哲學史》時，也把它納入西方和印度思想史的脈絡中加以考察，這是日本學者較容易忽略的問題。他認為，撰寫哲學史或思想史，在本質上它必須具有普遍性，這個普遍性即通向世界與世界交流的道路。據他觀察，一般的哲學通史，多半依序介紹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等人的哲學。然而，他放棄這種制式的寫法，聚焦在哲學家提出的問題上，深入解析問題的形成史。當初，他在哈佛大學講學時，就是這樣設定題目，全部以英文寫成。他在講稿中提到，不只古希臘有唯物論的概念，印度和中國也有，辯證法的情況亦是。在他們的時代裡，唯物論和辯證法已經處於萌芽狀態。從問題史的視點來看，現今日本研究者還沒走出這個局限，因為他們習慣把嶄新與古老的問題混為一談，沒能區分它們的本質與特徵。以宗教問題為例，西方有其特殊的宗教體系和文化傳統，日本的宗教意識則很薄弱，沒有明確的理論系統，這往往導致宗教意義的模糊，它到底是為人規範的呢，抑或只是意識型態的表徵，又或者最終把它推向日本人生活中的智慧。中村元自承道，他撰寫《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時，尚未體現出這種思想精神，因為那時他還沒擺脫戰爭時期的思考局限，直到二戰以後，他用英文寫作與世界級大師交流才打開新的局面。毋庸諱言，經歷這種哲學史似的思想錘鍊，共產國家所信奉和宣揚的教條主義，自然是不可信和危險的思想，哪怕他們把理論吹噓得多麼冠冕堂皇，虛假的東西終究不能信以為真。

門外餘音

說到中村元的學術軌跡，也應該談談其影響力和海外門徒。多年以前，據明目書店老闆賴顯邦說，其業師臺大哲學系葉阿月教授，即是中村元的嫡系門生。當初，葉阿月教授識得賴顯邦富有哲學家的稟賦，有意栽培他為接任教授，進而鼓勵他學習日語，為將來投入中村元門下研究印度哲學做準備。然而，後來因於各種因素，賴顯邦並未接受葉教授安排的道路。他決定走自己的道路，隻身前往印度親歷哲學國度的廣博偉大。然而，當時臺灣與印度沒有邦交，他沒能取得留學簽證，只好返回臺灣。在那以後，他繼續研究梵文和印度哲學、開辦廣陽出版社，推廣印度哲學及其佛學翻譯，留下豐富的成果。那時，我們相約激勵，他撰寫《印度文化辭典》，我則不揣孤陋撰寫《日本文化辭典》。

在我看來，賴顯邦堪稱是體制外的秀異之音，真正為學問獻身的讀書人。就這點來說，他與中村元的精神取向相同，要探究印度哲學的底蘊，不必崇仰歐洲的名牌大學，而是直接前往印度取回逐漸被遺忘的經典與大智慧。可惜，這兩位與中村元有所淵源乃至於其後擦身而過的哲人，現在都已成追念的故人。去年歲末，我在明目書社巧遇書友林宗勇，與他談論日本佛學的問題，以及中村元的論述，得知他是葉阿月文教基金會理事長，已整理和出版葉阿月教授的遺作。他表示，將來計畫與政大哲研所教授組團至日本參觀中村元紀念館，屆時需要通曉日語的人隨行……。

坦白說，雖然我不是學術中人，而是門外的獨行者，基於熱愛學問的立場，應該前往見習一番，說不定這次的知識之旅，又會帶給我意想不到的寫作靈感。我始終相信心誠則靈的體驗，用印度式的詞語表現，我心懷至誠的話，青山流水都會向我走來。換言之，就算作古多年的中村元忘記在夢中為我指點，我也會勇於向他追問，他在世時那些沒說出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