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前後中國知識人的見證》：中國作家蕭乾眼中的台灣

發佈於 3 月 9, 2020

著名的中國作家蕭乾，曾經在二二八事件前來到台灣遊歷，立刻感覺出台灣較諸中國的進步。他在來台之後所寫的一篇文章〈冷眼看台灣〉（天津《大公報》，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一開頭就這樣說：

作為今日中國一個國民的厄運，莫慘於這個赤裸裸的事實：除了足跡未涉過的非洲莽叢，出了中國門檻，舉目莫非烏托邦。不說恍如隔世的歐美，一片被殖民者奴役著的南洋正用安定與繁榮吸引著中國的闊佬，香港的華人顯然比廣州的同胞享受著幾百倍以上的政治自由，然而連為日本剝削榨取了半世紀的台灣，一樣經過九年的戰爭經驗（轟炸、封鎖、征斂），僅僅一水之隔，而情況也竟和這塊為三民主義滋潤了二十載的中國相形之下，如此的不同！

蕭乾從上海到台灣，而後再到廣州，遊走三地的見聞與感受真是起伏不定，用現在的話來說，彷彿「洗三溫暖」。試看蕭乾的比較：

由上海而台灣，再由台灣而廣州，這個弧形的飛翔，給我的刺激太深刻了。一邊〔按：指上海〕物價像風箏昇騰，襤褸的婦孺白天像蒼蠅般黏著肥胖的行人，晚上像垃圾般倒在公司冰冷台階上。三輪車抽著簽，交易所在水洩不通，工廠的煙囪由低微唏噓而斷了氣。只要一桿利槍，吃喝，什麼都不愁。然而愁什麼？大屠殺已在肇始。誰也沒安定，誰也能抓點什麼，就抓點什麼。連開學校的也像米店煙舖老板般高抬知識價碼。雜誌封禁，文人逋逃，黃色的文化和官方的教詞，填滿了智慧的真空。冷啊，冷啊，我有什麼穿什麼，還哆哆嗦嗦在龍華機場的坪角，無助的望著灰黯的天空。

以上是蕭乾對上海的印象，接著，蕭乾飛抵台灣，立刻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覺，蕭乾這樣感性地敘述：

當機翼斜過草山〔按：後來改名陽明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廣有條理的馬路旁綠著樹群。太平洋的春風溫煦地吹來，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面掛兇相的保鑣人。（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裡被信任著。店窗比不上上海南京路的輝煌，美國貨稀少得令我這上海客通身失了重心。（台人儉樸是原因第一，本身能製造是第二。）礦開了，油吸出來，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豆餅變成了肥料，潮水運用成了發火發力的電—這裡，天賦是被享受了。中午尖笛一鳴，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廠口湧出。

十天的巡遊，沒遇到個乞丐。（也沒遇到幾個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無須抽簽或使用水龍機槍，因為人工也有了出路。一個下女洗完碟碗便蜷在席上看科學小說了。應該在弄堂裡嘶嚷拉屎的頑童，卻都坐在教室裡畫著石板。雖是一水之隔，一樣是中華人民，台灣的小學生一季交不到國幣四千元，中大學生一季學雜費也不及國幣兩萬元。（日本時代國民教育是強迫而免費的。）台幣不須跟著美鈔跑。沒有旗袍狐襖，女孩子的雙辮是搭在黑裙上的藍衫。嚴肅的交響樂台下，四千座位全能填滿，四千男女都屏息靜氣，把心靈暫時交給樂聖。

在同一偉峨的「中山堂」裡，同時還舉行著別的座談，討論會。沒有人嚼口香糖勒玻璃帶，但是防止病菌的口罩卻有人戴，唐代的室內陳設保存了，講衛生的抽水馬桶也未被摒棄。利物浦芝加哥的工廠區緊連著黑暗污穢的貧民窟，台灣多少糖廠是公開化了：繞過巨大的噴水池便是一排椰林。水門汀道旁隱著的是一所所職員住宅。我恍然覺得這裡不是沒有西洋文明，但是經過挑剔選擇過的。毒化過華北的日人，在這裡並沒種鴉片，也很少麻將。政客有。貪污的政客有。官僚資本也有。但習慣於「軍治」的內地人，到了台灣，僅僅表層上不大見戎裝的跋扈，便嚴然有了「政治」，到了桃源。

離開台灣之後，蕭乾接著去廣州，他彷彿又跌入另一個境地。他不客氣地指陳：

由台灣再起飛廣州，那感覺就如由半空跌了一跤。滿台灣看的是煙囪，學校，音樂廳，到了廣州就成為國粹：第一個感想是，羊城乃是消費城。無論立在太平路上，或走過惠愛路邊，睜眼一望，都是酒店酒店酒店。乾瘦的漢子玩著獅戲，金店放著炮竹。無線電和真鑼真鼓在比賽著吵鬧：「大廉價」，香港走私來的上好洋貨。在廣州半條街上，我看到比全台灣更多的兵，中山堂前的崗兵不但上了刺刀，手背還鈎著跨槍的發彈機。街上乞童在人隙中如小螃蟹般那麼穿來穿去，荔枝灣船戶的木板河屋腐朽的快斷了腿。珠江上的機渡收二十元，酒店的女招待管夾管餵。中山公園那隻新一軍由緬甸俘來的象眨著憂愁的灰色細眼。經手人吃了牠的糧，牠掉過頭去把附近的芭蕉嚼光了。廉價的大量生產的是貧苦勞工，錢是向舞場酒店裡潮般的湧。由補品取得的生命力，然而肥的用在划拳狎妓上，瘦的只好「丟丟」打打。

經過上海、台灣、廣州三地的往返比較，蕭乾忍不住這個「弧形的悲哀」，他說：

位於這弧形的突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而且曾經蹂躪在異國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

即使蠻幹，為了統治者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眾在不民主的環境中如可比做乳牛，台灣平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是乾擠。台灣民眾的奶水一部份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樑，造福農民的嘉義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大陸民眾的奶水卻多變成打仗的火藥了。

此時蕭乾所看到的台灣，已是經過國民政府接管一年多，處處都已呈現大逆退現象，但是在蕭乾的心目中，台灣仍遠遠優於上海和廣州。蕭乾分析台灣較中國進步的原因，在於日人的「兩大投資」：

日人治台，比民國以來華人治華的根本高明處在兩點：工業建設給予台人以經濟安定，強迫教育奠下了現代化的真實基礎。

蕭乾分析這兩大投資說：

有了這兩者，總督府用不到機槍防守了，人力事也無須抽簽，公民雖未琢成玉，卻不必都當門石來踢踹了。最低限度的教育機會均等重重地消滅了社會的嚴格階層化，同時增強了全島的生產力。這樣，台灣才由賠錢的荒島變成了「帝國」的寶庫。這兩筆（工業和教育）投資的利息真是太大了，然短見了一世紀，教育文化費的總額在今日中國預算上還不及百分之三，工業建設也迄為軍事家丟在腦後。

台灣是中國國力一個尖銳的測驗。工業可以怪轟炸，怪颶風，教育這一課題，卻少遁辭。而在這上頭，我們已落了第。日本維持了半世紀，做為台灣經濟骨幹的強迫教育，光復後便被廢止了。說是暫時廢止，然而這一級的學童就成為了犧牲品。但師資缺乏的中國，這裡找得出一萬八千位的小學教師？民眾圖書館被接收了。當然，總理、主席的像都高高掛起，但櫃子裡排立的還是宣揚「共榮圈」的「昭和兒童文庫」！即使把全國各書店印的兒童書再搭上充滿封建毒素的「小人書」全搬了去，怕也填不滿那些日人為小國民編彙的龐大文庫：安徒生，葛林姆，博物，歷史，精美有趣的叢書。連兒童掛圖全沒有，一片新生活標語下面，便是那些兩三年前美國新聞處為宣揚美國國力而印發的戰鬥畫報。說是學費不收，可是在家長費講義費的名義下，教育已漸成為收入富裕人家的獨占了。

把中國大陸上的教育拿來和日本時代的教育做了一番對照之後，蕭乾對於戰後出現在台灣的黨國教育，連帶做了些批判：

日本軍國民教育剛結束，台灣兒童又在重黨國紀律輕個人發展的方針下，受起訓來。在台中一個小學，我眼看數百少年，其中有僅六歲的，赤足立在院坪，行完一切紀念週儀式後，還得「向校長鞠躬」，「向教務長鞠躬」，「向班長鞠躬」，「向隊長鞠躬」，一面鼓勵著孩子們的領袖歌，一面訓練著盲目服從。

常步走，正步走，左轉，右轉，我可憐那些應該想盡機智來淘氣的小花苞，小枝芽，小同胞！

批過黨國教育之後，蕭乾繼續描述他所看到的日本留下來的經濟建設成果：

交通是建設的根本。這次我們由東岸的蘇澳至南端的高雄，半壁海岸，相當於由遼寧到廣東。不但一路都有公路鐵路，而且火車沒脫過班，沒誤過點。小鄉村一樣是柏油路，鄉公所常遠宏麗於內地一等縣的衙門，正如小學校時常大過內地的學府。廣東有糖廠的時候，是賴肉肩膀把甘蔗由蔗田擔到廠門，台灣有四十二家糖廠，虎尾一廠便有深入蔗田的輕便鐵路近兩千公里。

日月潭的景色的確綺麗可人，那片湖水也是台灣的經濟命脈。有了比內地便宜五倍的電力，一切輕重大小工業便蓬勃起來了。有了便宜的水泥便有了衛生設備，和水門汀的馬路。有了遠東最大的磷肥廠，搭上嘉義的偉大灌溉工程，便有了不受天時地利牽掣的農業。因為台灣自身有煉油工廠，油價由八千台幣一直抑到三千以下，以致美孚德士古商人知難而退。這是說，堅強經濟的根本方策不是拋黃金變匯率，而是得生產。留有日人良好基礎的台灣東北，假使不為政局所牽掣，是比中國任何一地的工業都有把握的。然而那個「假使」的魔影卻大的兇的不堪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