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前後 中國知識人的見證》:中國作家蕭乾眼中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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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中國作家蕭乾,曾經在二二八事件前來到台灣遊歷,立刻感覺出台灣較諸中國的進步。他在來台之後所寫的一篇文章〈冷眼看台灣〉(天津《大公報》,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一開頭就這樣說:

作為今日中國一個國民的厄運,莫慘於這個赤裸裸的事實:除了足跡未涉過的非洲莽叢,出了中國門檻,舉目莫非烏托邦。不說恍如隔世的歐美,一片被殖民者奴役著的南洋正用安定與繁榮吸引著中國的闊佬,香港的華人顯然比廣州的同胞享受著幾百倍以上的政治自由,然而連為日本剝削榨取了半世紀的台灣,一樣經過九年的戰爭經驗(轟炸、封鎖、征斂),僅僅一水之隔,而情況也竟和這塊為三民主義滋潤了二十載的中國相形之下,如此的不同!

蕭乾從上海到台灣,而後再到廣州,遊走三地的見聞與感受真是起伏不定,用現在的話來說,彷彿「洗三溫暖」。試看蕭乾的比較:

由上海而台灣,再由台灣而廣州,這個弧形的飛翔,給我的刺激太深刻了。一邊〔按:指上海〕物價像風箏昇騰,襤褸的婦孺白天像蒼蠅般黏著肥胖的行人,晚上像垃圾般倒在公司冰冷台階上。三輪車抽著簽,交易所在水洩不通,工廠的煙囪由低微唏噓而斷了氣。只要一桿利槍,吃喝,什麼都不愁。然而愁什麼?大屠殺已在肇始。誰也沒安定,誰也能抓點什麼,就抓點什麼。連開學校的也像米店煙舖老板般高抬知識價碼。雜誌封禁,文人逋逃,黃色的文化和官方的教詞,填滿了智慧的真空。冷啊,冷啊,我有什麼穿什麼,還哆哆嗦嗦在龍華機場的坪角,無助的望著灰黯的天空。

以上是蕭乾對上海的印象,接著,蕭乾飛抵台灣,立刻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覺,蕭乾這樣感性地敘述:

當機翼斜過草山〔按:後來改名陽明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廣有條理的馬路旁綠著樹群。太平洋的春風溫煦地吹來,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面掛兇相的保鑣人。(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裡被信任著。店窗比不上上海南京路的輝煌,美國貨稀少得令我這上海客通身失了重心。(台人儉樸是原因第一,本身能製造是第二。)礦開了,油吸出來,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豆餅變成了肥料,潮水運用成了發火發力的電—這裡,天賦是被享受了。中午尖笛一鳴,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廠口湧出。

十天的巡遊,沒遇到個乞丐。(也沒遇到幾個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無須抽簽或使用水龍機槍,因為人工也有了出路。一個下女洗完碟碗便蜷在席上看科學小說了。應該在弄堂裡嘶嚷拉屎的頑童,卻都坐在教室裡畫著石板。雖是一水之隔,一樣是中華人民,台灣的小學生一季交不到國幣四千元,中大學生一季學雜費也不及國幣兩萬元。(日本時代國民教育是強迫而免費的。)台幣不須跟著美鈔跑。沒有旗袍狐襖,女孩子的雙辮是搭在黑裙上的藍衫。嚴肅的交響樂台下,四千座位全能填滿,四千男女都屏息靜氣,把心靈暫時交給樂聖。

在同一偉峨的「中山堂」裡,同時還舉行著別的座談,討論會。沒有人嚼口香糖勒玻璃帶,但是防止病菌的口罩卻有人戴,唐代的室內陳設保存了,講衛生的抽水馬桶也未被摒棄。利物浦芝加哥的工廠區緊連著黑暗污穢的貧民窟,台灣多少糖廠是公開化了:繞過巨大的噴水池便是一排椰林。水門汀道旁隱著的是一所所職員住宅。我恍然覺得這裡不是沒有西洋文明,但是經過挑剔選擇過的。毒化過華北的日人,在這裡並沒種鴉片,也很少麻將。政客有。貪污的政客有。官僚資本也有。但習慣於「軍治」的內地人,到了台灣,僅僅表層上不大見戎裝的跋扈,便嚴然有了「政治」,到了桃源。

離開台灣之後,蕭乾接著去廣州,他彷彿又跌入另一個境地。他不客氣地指陳:

由台灣再起飛廣州,那感覺就如由半空跌了一跤。滿台灣看的是煙囪,學校,音樂廳,到了廣州就成為國粹:第一個感想是,羊城乃是消費城。無論立在太平路上,或走過惠愛路邊,睜眼一望,都是酒店酒店酒店。乾瘦的漢子玩著獅戲,金店放著炮竹。無線電和真鑼真鼓在比賽著吵鬧:「大廉價」,香港走私來的上好洋貨。在廣州半條街上,我看到比全台灣更多的兵,中山堂前的崗兵不但上了刺刀,手背還鈎著跨槍的發彈機。街上乞童在人隙中如小螃蟹般那麼穿來穿去,荔枝灣船戶的木板河屋腐朽的快斷了腿。珠江上的機渡收二十元,酒店的女招待管夾管餵。中山公園那隻新一軍由緬甸俘來的象眨著憂愁的灰色細眼。經手人吃了牠的糧,牠掉過頭去把附近的芭蕉嚼光了。廉價的大量生產的是貧苦勞工,錢是向舞場酒店裡潮般的湧。由補品取得的生命力,然而肥的用在划拳狎妓上,瘦的只好「丟丟」打打。

經過上海、台灣、廣州三地的往返比較,蕭乾忍不住這個「弧形的悲哀」,他說:

位於這弧形的突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而且曾經蹂躪在異國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

即使蠻幹,為了統治者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眾在不民主的環境中如可比做乳牛,台灣平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是乾擠。台灣民眾的奶水一部份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樑,造福農民的嘉義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大陸民眾的奶水卻多變成打仗的火藥了。

此時蕭乾所看到的台灣,已是經過國民政府接管一年多,處處都已呈現大逆退現象,但是在蕭乾的心目中,台灣仍遠遠優於上海和廣州。蕭乾分析台灣較中國進步的原因,在於日人的「兩大投資」:

日人治台,比民國以來華人治華的根本高明處在兩點:工業建設給予台人以經濟安定,強迫教育奠下了現代化的真實基礎。

蕭乾分析這兩大投資說:

有了這兩者,總督府用不到機槍防守了,人力事也無須抽簽,公民雖未琢成玉,卻不必都當門石來踢踹了。最低限度的教育機會均等重重地消滅了社會的嚴格階層化,同時增強了全島的生產力。這樣,台灣才由賠錢的荒島變成了「帝國」的寶庫。這兩筆(工業和教育)投資的利息真是太大了,然短見了一世紀,教育文化費的總額在今日中國預算上還不及百分之三,工業建設也迄為軍事家丟在腦後。

台灣是中國國力一個尖銳的測驗。工業可以怪轟炸,怪颶風,教育這一課題,卻少遁辭。而在這上頭,我們已落了第。日本維持了半世紀,做為台灣經濟骨幹的強迫教育,光復後便被廢止了。說是暫時廢止,然而這一級的學童就成為了犧牲品。但師資缺乏的中國,這裡找得出一萬八千位的小學教師?民眾圖書館被接收了。當然,總理、主席的像都高高掛起,但櫃子裡排立的還是宣揚「共榮圈」的「昭和兒童文庫」!即使把全國各書店印的兒童書再搭上充滿封建毒素的「小人書」全搬了去,怕也填不滿那些日人為小國民編彙的龐大文庫:安徒生,葛林姆,博物,歷史,精美有趣的叢書。連兒童掛圖全沒有,一片新生活標語下面,便是那些兩三年前美國新聞處為宣揚美國國力而印發的戰鬥畫報。說是學費不收,可是在家長費講義費的名義下,教育已漸成為收入富裕人家的獨占了。

把中國大陸上的教育拿來和日本時代的教育做了一番對照之後,蕭乾對於戰後出現在台灣的黨國教育,連帶做了些批判:

日本軍國民教育剛結束,台灣兒童又在重黨國紀律輕個人發展的方針下,受起訓來。在台中一個小學,我眼看數百少年,其中有僅六歲的,赤足立在院坪,行完一切紀念週儀式後,還得「向校長鞠躬」,「向教務長鞠躬」,「向班長鞠躬」,「向隊長鞠躬」,一面鼓勵著孩子們的領袖歌,一面訓練著盲目服從。

常步走,正步走,左轉,右轉,我可憐那些應該想盡機智來淘氣的小花苞,小枝芽,小同胞!

批過黨國教育之後,蕭乾繼續描述他所看到的日本留下來的經濟建設成果:

交通是建設的根本。這次我們由東岸的蘇澳至南端的高雄,半壁海岸,相當於由遼寧到廣東。不但一路都有公路鐵路,而且火車沒脫過班,沒誤過點。小鄉村一樣是柏油路,鄉公所常遠宏麗於內地一等縣的衙門,正如小學校時常大過內地的學府。廣東有糖廠的時候,是賴肉肩膀把甘蔗由蔗田擔到廠門,台灣有四十二家糖廠,虎尾一廠便有深入蔗田的輕便鐵路近兩千公里。

日月潭的景色的確綺麗可人,那片湖水也是台灣的經濟命脈。有了比內地便宜五倍的電力,一切輕重大小工業便蓬勃起來了。有了便宜的水泥便有了衛生設備,和水門汀的馬路。有了遠東最大的磷肥廠,搭上嘉義的偉大灌溉工程,便有了不受天時地利牽掣的農業。因為台灣自身有煉油工廠,油價由八千台幣一直抑到三千以下,以致美孚德士古商人知難而退。這是說,堅強經濟的根本方策不是拋黃金變匯率,而是得生產。留有日人良好基礎的台灣東北,假使不為政局所牽掣,是比中國任何一地的工業都有把握的。然而那個「假使」的魔影卻大的兇的不堪想像!

蕭乾的敘述,看出戰後的台灣比中國進步許多。過去我們常聽到戰後的中國大陸比台灣落後約三、四十年,但是根據蕭乾的說法,落差更大。蕭乾以充滿期待的口吻說:

……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我們一面應該趕上台灣,不使它永遠是中國版域上的綠洲。一面,治台灣的先得盡力保持住日本人的建設,工廠得早些冒煙,教育得恢復舊日的免費強迫。這份消極工作之上,如果再加點自由,台灣人一定由衷內向,黨爭內亂也必不至侵入島上來。

戶口登記了,土地測量了,人民教育了,災旱控制了,工業發達了,街道是柏油的,馬桶是水門汀的。有著這樣現代化的基礎,如果中國還不能搞好,那可就太不成話了。

蕭乾的敘述,確實為兩岸的落差做了具體的見證。



書名:二二八前後 中國知識人的見證

作者:李筱峰

出版時間:2020年3月

出版社:玉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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