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想想】公民自覺的反貪腐運動

南益世、中朝卿、北素如三「貪」連線，直接腐蝕馬政府著力甚深的「肅貪」，也崩解人民對行政團隊的「清廉」信賴。以三０九「反核」遊行為開端，拉開台灣公民社會運動的序幕。二０一三年是公民自覺年，也是公民的「反貪腐」運動年。

如果「反核」是公民自覺的社會運動，目標在建立攸關台灣未來存續的「非核家園」；「反貪腐」則是以公民抵抗權作為趨動力，徹底揭開政治人物道德假面的政治運動。兩項運動的本質雖有不同，但可確定的是，兩者都是源自於「自覺程度的強弱，決定未來的走向」的「自覺」認知，以及為許台灣一個美好的未來，提供公民除了投票之外，得以改變既存環境的另一種選項。

在李朝卿申請復職案確定前，施明德曾語帶憤怒表示，「如果李朝卿回任，將號召國人在全國地理中心，行使人民的反抗權」。此「人民抵抗權」即「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首見於一八四九年，梭羅所作「論公民不服從的義務」（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一文；公民不服從是「非暴力抗議」的策略，當公民發現不合理的法律或行政命令時，得主張拒絕遵守政府的法律或命令，而不是直接訴諸暴力。

「反貪腐」的公民運動無關乎政黨認同與意識型態，在本質上是公民對貪腐政權（府）統治正當性的否決或不信任。事實上，「公民不服從」訴諸共同體的信念，而非個人，是一項公開的政治行動。例如一九六四年越戰期間，美國和平主義者的反戰示威抗議，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應反戰者質疑美國介入越戰的正當性；二００六年八月，由施明德發起「百萬人民反貪倒扁運動」的政治訴求運動，要求陳水扁應為親信、家人涉及國務機要費等弊案辭職下台，此運動因著陳水扁政權失其統治正當性，才得以在社會掀起「反貪腐」風潮。

「清廉」是馬英九最大，也是僅存的資產。也憑藉「清廉」的大義名分，得以讓國民黨重返執政，因此，肅貪就成為其任期內，唯一可能留下的政績，殊不知，執政超過五十年的國民黨百年老店，盤根錯結的貪腐結構，不是馬英九單憑一己之力得以徹底撼動的。由於貪腐問題已腐蝕深具「黨國體制」體質的國民黨深層，因而馬英九雖說要肅貪，卻不太可能直接從問題的根本下手，徹底整頓「黨國體制」遺緒的共犯結構，避免因為撼動力太大而造成體系的崩解。畢竟，肅貪工作涉及國民黨政治體制的核心。

國民黨政治體制的安排，是難以根絕貪腐的病因。本質上，貪污腐敗是結構性的體制問題，除非改變體制，否則就無法完全根除貪腐的疾病。以林益世為例，他是長期在國民黨「恩庇侍從主義」下，與地方派系結合而獲得政治權力的產物，經過多年努力才被拔擢到行政院秘書長這個重要職位之上。但在任期間涉貪，並非林益世有過人本領，而是台灣現行的監督體系，名義上雖有行政機關的監督、司法部門的監督和社會、輿論監督等多元機制，但這些機制只有形式而欠缺真正的功能，並未確實發揮監督作用，其中，公民監督能量不足也是主因之一。  

公民監督能量與關心政治的向度有關。正是由於公民對政治疏離，對公共事務冷漠，或者期待獲取與私利有關的特權關係，政治人物通過不透明的決策與資訊，得以濫權謀利。就此而言，或許可以說貪污腐敗是源於公民的縱容和特權的泛濫，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種「共犯結構」，如果容忍「共犯結構」繼續存在，「貪腐」的官場現形記，將形成台灣政壇的常態。對此，在「反貪腐」的道路前行，我們不能仰賴政治人物的「良心」，或者是獨立的「廉政委員會」或檢調單位。「反貪腐」是一個攸關台灣民主體制改革的關鍵課題，只能寄望公民的自覺。

公民自覺程度的強弱，決定台灣清廉政治的未來。不論是主張「人民抵抗權」或是發動「公民不服從」，主要目的在於竭盡一切和平、非暴力的手段，反抗政府非法濫權，藉以爭取人民之福利，唯有通過公民自覺的不服從，才能讓經年處於政治語言迷霧裡的台灣人民，跳脫藍綠的意識型態框架，以集體行動為後盾，「反貪腐」為訴求的公民社會運動，才能成為主政者的暮鼓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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