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自認為是壞年冬裡最不具價值的蟑螂般七年級社會科學博士研究生。18歲以前為自我感覺良好之天龍國子民。此後十年,輾轉奔波於台北、嘉義、高雄、金門與英國。去國懷鄉。希望能夠通過世界尋找回家的路。
近日來,學者姚人多一席「台獨沒有市場」的言論引起軒然大波,好像「台獨」這個病人,在被經濟掛帥的主流社會價值與疲軟的反對黨意志聯袂遺忘十幾年後。在醫院角落裡,有個不忍的醫生,終於要病人家屬放棄舊療法改採新療程時。四方親友仇寇不明究理悲嚎歡慶的喧鬧,卻掩蓋了整個病房。
另一方面,吳介民等學者則從台灣公民社會的立場,提出了以人權與民主等價值做為兩岸市民社會溝通與互動最低限度共識的「自由人宣言」。此舉則遭到台灣內部統獨兩方聯手戲謔。統派認為主權與人權根本不作為等價物,人權無法比擬主權也無法撼動主權;獨派則認為,人權作為普世價值確實應該普及於中國群眾,但卻強調催生民主化的人權中國與台灣獨立的鞏固並無相干,況且此種作為,有時甚至容易模糊台獨本應遠離中國的堅定路線與立場。簡言之,無論在野黨或台灣市民社會與中國市民社會達成任何形式的交往,在中共官方的「一中原則」下,仍不可能將「交往」轉換為台灣獨立路線得以確認的「資產」。
所謂綠營學者以「人權與民主」作為與中國交往手段的思維模式,是可以被理解的。雖然很多台派對於「中國是否重人權、行民主」與「台灣是否獨立」兩者間的正相關,都抱持著敬而遠之的想法。但我認為,幫助中國民主化或曰輸出台灣人權立國與民主法治的經驗、以此作為和中國市民社會的交往手段,可以幫助台灣在兩岸關係客觀形勢逐漸傾中的劣勢裡,有限度的扳回一城。
在中國的市民社會推廣民主與人權,等若將中共的統一戰線(統戰),以彼之道還之彼身。以兩岸無力者(平民)之間的串聯,去對抗私相授受於雙邊的中台有力者(權貴政經集團)。在人權與民主的普世價值上,我們都是同胞。「同胞要團結、團結真有力」,蔣渭水的叮嚀仍然要緊。
尤其如何在僵固的兩岸關係、虛幻的國民黨版「九二共識」與中共的「一中底線」當中,藉民主與人權價值在兩岸市民社會的通力形塑下,以淺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中國市民社會的人民,使其學習民主與人權的概念後,尊重台灣人對「自我決定」的期許與信仰;同時更重要的,則是堅定地讓台灣主體性的認同,落實在台灣的市民社會當中。積極思考、破解並宣傳「中國因素」與「經濟成長」掛勾的迷思,使其不再凌駕於台灣的主體認同共識之上,那才是當務之急。
我們必須要明確的認知到,台灣挹注中國的人權與民主只是「台獨整體戰略」當中的「對外戰術環節」。獨立道路的「大戰略」得到確定後,中台民主與人權的連結作為「轄下戰術」,就是要在思想的鬥爭上,利用此一行動造成中國內部的辯論與思考,並藉此爭取時間去創造台灣民主、法治與人權得以深化的契機;並且讓中國自由派擴大影響力,確立民主與人權價值在中國市民社會當中的道德制高性,使台灣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或一般人民心中所謂的「華人民主堡壘」。但這些戰術所串連的終極戰略目標,還是確保台灣獨立的道路得以實踐。
總結以上,在台灣國內的層次上:必須以民主經驗與人權信念作為歷史與情感的標的,去鞏固一種開放的而非排外的台灣主體性及其認同;在中台關係的層次上:則是塑造對我方有利的外在條件,使中國市民社會的輿論從中國民族主義的武器,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武器。
這個以人權與民主作為交往手段的大戰略,確實容易流於天真或理想主義。第一、無法辨別共產黨或中國市民社會容易造成敵友的難以區隔,進而無法在這場思想鬥爭裡面鎖定目標,使效果不如預期;第二、台灣民主與人權的孱弱體質與倒退現狀,使我們無暇兼顧外部環境;第三、理念的傳達與深根需要時間,但現今的兩岸關係裡,時間完全不站在台灣這一方。更遑論兩國因為人口規模而造成的思想能量落差。但最好的防禦始終就是攻擊。若台灣能利用自身的理念,從過往官方交鋒裡,因為九二共識與一中原則所處的被動劣勢中掙脫出來。利用民主與人權的道德正當性,在民間的交往裡重據主動優勢。無論效果、時間、難易,筆者以為也遠比當下坐以待斃來的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