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餅人。曾經在溪州鄉公所服務,台大台灣文學所博士班,沒有畢業。志願是推廣台灣文學與文化。
謝聰敏先生簡傳
謝聰敏先生,生於1934年,彰化縣二林人。二林位於彰化的西南角,是風頭水尾之地,民風純樸但剽悍,出了很多著名的社會運動家。謝聰敏小時候就住在二林仁和宮對面,農民組合會在仁和宮開會,所以他從小就聽長輩講「二林蔗農事件」的故事,還有抗日的仕紳謝春木的事蹟。
就讀彰化中學的時候,為了「義氣相挺」,幫同學作弊,結果被迫轉學。後來插班到台中一中,受到一中自由風氣影響,閱讀盧梭的思想、也私下閱讀吳濁流及魯迅的小說等等。
考上台大法律系後,時常蹺課到圖書館讀書,因而認識了在圖書館打工的魏廷朝。兩人時常一起閱讀馬克思、丸山真男等各大思想家的書籍。當時,因為政治與文化等因素,本省籍的學生大多比較親近,在黨外高玉樹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本省籍同學還會熱情地聚在一起聽廣播開票。根據謝聰敏回憶,唯一比較親近的外省籍教師,只有哲學系的殷海光先生。
勇敢的知識青年
後來謝聰敏就讀政大政治研究所,因為協助美國國務院做「逃出中國的難民」調查,因而認識了主持計畫的彭明敏,彭明敏當年是台大政治系系主任、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十大傑出青年」之一,是國民黨刻意做樣板宣傳的本省籍知識份子。但彭明敏私下是主張台獨的,他非常賞識謝聰敏,會在家裡跟謝聰敏談「一個中國,一個臺灣」的話題。後來他推薦謝到《今日の中國》[1]雜誌社去工作。
某一天,謝聰敏私下拿了一篇五萬字的文章來給彭明敏看,上面寫滿密密麻麻的註釋及理論,大意是在說蔣介石的失去統治臺灣的正當性等等,彭明敏看了眼睛一亮,說:
「Exciting!」
但彭明敏認為這篇文章太過文謅謅,要謝聰敏拿掉註腳,並精簡有力一點的宣言,後來謝聰敏拉魏廷朝進來一起潤稿,於是他們三人就聚在一起,完成了這篇七千多字〈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2],並且決意在中秋節過後大量散發。
夭折的自救宣言
1964年9月20日中秋節中午,一間位於赤峰街的印刷廠的還在營業,老闆正在趕著印製客人的急件。
有個中學生在旁邊看老闆工作,老闆邊跟他閒聊。老闆說:
「剛剛有個軍校的老師幫校長送考卷來印,他們很急,馬上就要取件,收費高一點也沒關係,哪有這種考卷?我自己不識字,不知道上面是寫什麼東西,聽說上個月有人要印反政府的文章,警總要我們注意。你可以幫我看一下?」
說完老闆拿了一張考卷給中學生看。中學生看了,立刻打了一個冷顫。他指著考卷說,這上面提到蔣總統都是寫「蔣介石」,可能有問題,要趕快通知警察。
過不久,那名自稱是軍校老師的人騎著三輪車,回來載走考卷。
老闆跟中學生交換了一下眼神,等老師走了之後,立刻就去警察局報案。
傍晚,特務循線追查,將在附近旅館聚會的三名涉案人士逮捕。隔天就送至東本願寺的保安處調查辦理。
原來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人對印刷廠老闆謊稱是軍校的校長及教官,趕著中秋節前夕印考卷。他們請老闆印一萬份傳單,把傳單放到朋友家之後,三人分頭到旅館集合,討論下一步行動。但才剛到旅館不久,特務就衝進來抓人了,宣言連一份都還沒發出去[3],就全數被查扣了。
據說被查獲之後,蔣經國非常生氣,認為國民黨對臺灣籍的彭明敏這麼禮遇,甚至考慮讓他未來接掌台大當校長,沒想到彭明敏會在此時做出這樣的事情。國民黨高層甚至不敢將〈自救宣言〉拿給蔣介石看,因為裡頭將蔣介石形容成「暴君」及「裸體的國王」等,難以想像蔣介石看了會是如何地暴怒。
一直到1966年,這份文宣才被世人看見。是由謝聰敏的律師李琳親自謄抄,李琳再秘密轉交給郭雨新,郭再轉給日本大使館,最後傳到海外的台獨聯盟手上,經由羅福全等人募資,翻譯成英文[4],〈自救宣言〉終在兩年後登上《紐約時報》版面。
「國王沒穿衣服」
那麼,這份〈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到底訴求是什麼,會讓國民黨如此氣急敗壞?
其實宣言裡面,刻意不提台灣獨立,也沒有提到共產黨左翼革命,只是很實際地,將臺灣的現況描述出來:
根據蔣政權本年的統計,軍費支出佔預算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個數目,並不能概括所有的軍事費用。每年由糧食局供給軍隊二十萬噸米的價格遠低於市價,而且遠低於局定的價格;軍隊的運費、電費以及其他應付公營事業的費用,從未結帳:軍需工廠所得與美援物質拋售所得也歸軍隊所有;軍隊的消費,已超過資本的形成。
...
經濟政策應該有一套長期發展計劃,但蔣政權所做的,只是不顧經濟原則的盲目的投資,以及表面而臨時性的應急措施。他們為了維持軍糧,不惜殺雞取卵,榨取農民。他們深怕軍費一時中斷,所以不敢面對現實,改革它命脈所在的稅收制度,而任它腐化。他們為了鞏固政權,更與財閥勾結,抑制貧苦大眾,造成貧富懸殊的不安定社會。
重點是,在宣言裡,點出了蔣介石獨以反共之名,行獨裁之實,整個是一場騙局。臺灣人應該覺醒自救,推翻蔣政權,成立新的民主自由政府。宣言提到:
讓我們結束這個黑暗的日子吧!讓我們來號召不願受共產黨統治、又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人們,團結奮鬥,摧毀蔣介石的暴政,建設我們的自由國土。
裡面並未涉及統獨爭議,基本上宣言所訴求的對象是對全體「臺灣居民」所說的,因為「蔣介石不能代表中國,甚至也不能代表國民黨」,所以要「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5]。
一開始特務懷疑〈宣言〉是出自被軟禁的殷海光之手,希望把案件製造成殷海光所主導,但謝聰敏不願意這樣交代,於是特務們惱羞成怒,日夜刑求,將謝聰敏兩隻手臂被綁起來毒打,甚至被醫師注射不明精神藥物,導致謝聰敏日後出現許多後遺症,就算出獄之後,刑求的過程仿若惡夢,仍不斷糾纏著他的身心。
最後,謝聰敏坦承他自己是主筆,遭判十年徒刑,魏廷朝及彭明敏是從犯,各被判刑八年。
國際義人參與救援政治犯
由於彭明敏是知名政治學者,有國際高度,獲得美國中國研究權威費正清等人的聲援,國民黨有所顧忌,於是「特赦」了彭明敏,謝聰敏及魏廷朝則刑期減半。
彭明敏雖然沒有坐牢,卻遭到特務日夜監視,等於是被軟禁在家中。而且親人故舊都不敢再聯絡,在路上見面也都假裝不認識一般,他一夕之間從一個非常有名望的大學教授,變成了人人畏懼,瘟神一般的角色[6]。這樣的社會性抹殺,甚至比坐牢更為煎熬。於是彭明敏暗中計畫逃亡海外。
1970年,謝聰敏出獄後不久,彭明敏與他見面,說話的口吻彷彿交代後事。果然不久後,彭明敏蓄鬚易容,成功逃出臺灣,獲得瑞典政治庇護。
彭明敏到了瑞典之後,聯絡「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以下簡稱AI),請求國際聲援島內臺灣政治犯。於是AI派遣梅心怡(Lynn Miles)跟謝聰敏與李敖等人聯絡,想知道島內政治犯的狀況。
於是謝聰敏及李敖等人,在唐培禮牧師(Milo Thornberry)、梅心怡、三宅清子、艾琳達(Linda Arrigo)及陳菊、陳秀美姊妹等人[7]的協助之下,把白色恐怖的情況,以及各個監獄裡的政治犯名單送到海外去,讓蔣介石對外宣傳「自由中國」的形象破滅。
因兩盒羊羹再次入獄
1970年,台北的律師陳逸松,收到一盒日本友人捎來的羊羹,陳逸松將羊羹放在家裡,尚未打開食用,突然間國民黨特務就找上門,指控說這盒羊羹是顆「炸彈」,是「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及「台北花旗銀行爆炸案」的相關證物。但特務將羊羹切開之後,完全找不到任何炸彈的零件。
日本友人也另外送了一盒羊羹給顏艮昌(時任國大代表),請他轉交給唐培禮牧師。特務們眼看在陳逸松身上找不到證據,就羅織新的說法,認為是日本獨派要請美國唐培禮牧師CIA執行的爆炸任務,所以他們又沿線追查了謝聰敏及李敖等人。指控他們替日本獨派及美國工作,犯下兩件爆炸案的犯行[8]。
由於國民黨對於謝聰敏及李敖等人揭露政治犯名單的行動非常憤怒,卻又找不到整肅他們的理由。所以繞了一大圈,利用日本友人送來的羊羹,羅織了一個荒謬的故事,要將謝聰敏等人一網打盡。
於是1971年2月,謝聰敏再度被逮捕,這次株連甚廣,連監視謝聰敏的刑警洪武雄,都跟著一起被逮捕入獄。原來洪武雄是謝聰敏的二林親戚,卻被指派要去監控謝聰敏,洪武雄基於正義感,私下跟謝聰敏通風報信,於是觸怒了警政高層。最後洪武雄被判十二年徒刑,比許多政治犯都還要嚴重。還有一名軍法官曾勝賢,因將崔小萍等政治犯的資料交給魏廷朝公開,也在此案一併遭判五年徒刑。
這次「二進宮」,謝聰敏仍遭到特務嚴厲刑求,於是身體變得非常虛弱,腸胃更是劇痛難忍,但情治機關並沒有理會謝聰敏的狀況。後來謝聰敏寫了一封〈獄中來信〉向隔壁獄友小林正成求救(小林因在臺灣散發台獨傳單而遭拘留,預備遣返日本),小林正成將謝聰敏的信挾帶出去,請美國記者協助發表。新聞見報後,國民黨才因為記壓力,才允准謝聰敏保外就醫。
謝聰敏經診斷後,發現是急性的盲腸潰爛。醫生說,再過一個禮拜不處理,謝聰敏應該就沒命了。
後來也因為國際關注,謝聰敏原本被上了腳鐐,可能被判處最高死刑的重刑,但最後經過漫長審判後,改「輕判」九年九個月有期徒刑,又因為蔣介石去世,所以減為六年六個月有期徒刑,罪名是「受彭明敏指揮從事島內叛亂及破壞活動」。
海外流亡與闖關回台
謝聰敏第二次出獄後,仍舊每天被特務監視,身體也變得很差,連走路都要撐著柺杖,生活非常辛苦。於是他在1979年的時候,用開公司做生意的名義,申請「商務考察」,經過幾次交涉下,警備總部終於同意放人。
他出了國門,開始四處聯絡日、美、歐洲台獨運動的成員,以及向過去曾經救援他的人們致意,但該年同時爆發了美麗島事件,陳菊等人遭到逮捕,謝聰敏也因此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再回到臺灣。
後來,謝聰敏與許信良等人為了透過「非暴力運動」挑戰臺灣當局,於1985年組成「臺灣民主黨」,以「組黨遷台」及「返鄉運動」為目標,開始宣傳及進行「闖關」行動。他們透過美、日的媒體,大聲宣告要闖關回台,希望透過國際輿論,讓臺灣當局放行黑名單回台。
謝聰敏闖關了兩次都沒有成功。沒想到1988年,李登輝突然就放行謝聰敏的入台申請,讓他成為第一個合法回台的黑名單人士。謝聰敏後來判斷,可能內政部長許水德是他研究所的好友,加上李登輝想要逐步推動民主轉型,所以先讓提倡非暴力抗爭的謝聰敏做示範。
謝聰敏回台後,建立起臺灣和美國聯絡的橋樑,在許信良以漁船「偷渡」回台的行動之後,臺灣當局對黑名單的態度開始鬆動。於是1992年,終於在謝聰敏及諸多友人的安排下,彭明敏的通緝被撤銷,得以光榮地返回臺灣。
熟悉又陌生的故鄉
1991年,謝聰敏決定回二林參選第二屆國大代表。但這次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不但沒有榮歸的感覺,迎接他的,更是恐怖的人身威脅與暴力。當時的競爭對手是謝聰敏的國小同學洪清良家族,洪是二林地方的黑道老大,透過跟國民黨合作[9],讓自己的家族成員都安插在各個地方重要的位置上——洪清良當過鎮民代表會主席、兒子洪樹聰當過二林鎮長,另一位兒子洪啟明跟女兒洪英花都當過國大代表。
彰化地方派系控制選舉的方式非常直接,除了派人到投票所「數人頭」之外,還會用工具直接取票出來檢查,若是沒有投給指定的候選人,該民眾可能就會被報復。在國大代表投票日當天,謝聰敏的監票人員為了制止這些違法行為,就被人毆打到住院。
黑道猖狂如此,謝聰敏決定舉行「反暴力反賄選遊行」,但沒想到,就在遊行的當下,他和妹妹謝秀美被一群年輕的黑道小弟,用鋤頭柄打成重傷,謝聰敏到醫院縫了十幾針。而且在醫院的時候,黑道竟然還公然進入醫院恐嚇,連警察都不敢制止。
後來謝聰敏及謝秀美被黑道圍毆這件事,引發民進黨及彰化縣支持者的憤怒,許多農民自願擔任謝聰敏的「保鏢」。例如筆者在溪州鄉工作時就曾聽過,有農民謝寶元等人(吳晟老師的同村好友)從溪州趕到二林保護謝聰敏的故事。這段經歷,謝聰敏將他的心得寫成一本書《黑道治天下》,描寫九〇年代,國民黨跟黑道合作,操控地方選舉的事情。
雖然第一次選舉國大代表落選,但謝聰敏沒有放棄,在1992年由民進黨提名擔任第二屆不分區立委,以「建立法治社會」(對抗黑金)及「冤獄平反」(轉型正義)兩點為問政主軸。後來在1995年,終於突破地方黑金的力量,成功當選第三屆立法委員。
白色恐怖平反之路
進入國會之後,謝聰敏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推動轉型正義,幫過去白色恐怖的案子翻案。謝聰敏不只研究台獨相關的案件,還幫外省人的白色恐怖翻案。因為他認為,社會分歧、族群衝突這麼嚴重,唯有「人權」是共識。
以外省籍白色恐怖案為例:
有一名山東籍人士趙儒生,找上謝聰敏,跟他陳情山東流亡中學案[10],給了很多歷史資料。於是謝聰敏、李敖與吳正文等人開始研究生東流亡中學案,發現案情非常單純,卻也非常複雜。單純的就是這是一樁很明顯的「假案」,因為張敏之校長等人的案情都非常不合理;複雜的是這樣一樁假案,為何幾十年來都沈冤未雪?就連山東流亡學生出身的孫震,當上國防部長之後都無法出面平反?
經過謝聰敏奔走之後,他才發現,原來很多國民黨高層都很清楚白色恐怖有很多冤假錯案,但都不敢說出來。於是謝聰敏親自去說服山東籍的立委葛雨琴等人,慢慢獲得跨黨派的共識。於是1996年的時候,他在立法院內舉辦「在刺刀下從軍——山東各流亡聯合中學校長及師生冤獄始末」公聽會,並推動《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恢復政治犯被褫奪的公民權利)及《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以二二八方式來補償政治犯)兩項法令通過。
謝聰敏以自己的法律專業,以及受迫害的經驗,在新國會內棄而不捨地調查及溝通,讓平反及補償政治犯的事情。而且不分族群、不分統獨,客觀地研究所有案件,逐漸獲得了跨黨派的理解,奠定了日後轉型正義的法治基礎。
不過,轉型正義的工作,仍然因為兩黨政爭而受阻,國家並未正式且全面地清算過去不公義的體制。直到2018年,民進黨推動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才開始進行全面的政治案件清查及撤銷有罪判決的工作。
也是直到2018年,謝聰敏的有罪判決才遭到撤銷,他再也不是「終身的政治犯」。
從1964年中秋節印刷〈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被捕至今,經過了54年終於獲得平反。
而且仿若完成了臺灣人民交付給他的任務一般,今年中秋節前夕,謝聰敏先生卸下了歷史重擔,溘然長逝。享壽85歲。
[1] 《今日の中國》雜誌是國民黨經營的日文農經雜誌,由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徐慶鐘所主持。
[3] 據說特務查抄《自救宣言》的時候,就少了三百張的文件,謝聰敏也不知道是哪裡外流的。據說可能是在印刷的時候,在印刷廠裡面就被人拿了幾百張走。
[4] 有一種說法,當時將〈自救宣言〉翻譯成英文的是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唸書的連戰。連戰年輕時曾認同過臺灣獨立的思想,曾跟許世楷說「臺灣人有一天會獨立」,也曾私下寫信給史明,表達對於《臺灣人四百年史》的贊同。不過,這都是連戰年輕時的「軼事」了,猶如明日黃花。
[5] 另外,〈自救宣言〉的要旨,也有部分是針對當時「台美」關係而來。因為美國之所以支持蔣介石,是因為冷戰體系下不得已的選擇,事實上在韓戰前,美國就已提出《中美關係白皮書》,宣告跟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斷絕往來。因此美國內部一直有「棄蔣」的爭論,與蔣介石在檯面下的關係並不穩固,也因此蔣經國才會放大「劉自然事件」去刺激美方。所以〈自救宣言〉等於是一名國際級臺灣學者,以臺灣人民的角度來反抗蔣介石,假使如果文宣成功散發出去,引發輿論,多少會影響美國的對台政策。
[6] 根據謝聰敏的回憶,當時只有李敖還敢跟他們來往,甚至被稱為「兩個半台獨」,裡的「半個台獨」。但彭明敏回臺灣後,因為立場的關係,就跟李敖疏遠了。先不論統獨立場,當年李敖跟謝聰敏三人的往來與情誼,應是可敬的。
[7] 其實還有非常多國際義人協助過臺灣政治犯,例如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 Martin Ennals,但限於篇幅未能一一列出。
[8] 其實這兩件爆炸案,根據謝聰敏推測,可能是國民黨自導自演,要栽贓給他們的。但台南美新處的案件,也株連了許多無辜的年輕人,例如當時就讀於成大的馬來西亞僑生陳欽生先生,因為時常去美國新聞處讀書,所以也莫名被當成爆炸案的主犯之一,遭到嚴厲刑求,並坐了12年的牢。
[9] 當時國民黨也一度跟綽號「阿不倒」的天道盟會長謝通運合作,準備要讓謝通運當彰化縣議長。沒想到謝通運在參選議員之前,就遭到仇家刺殺身亡。
[10] 1947年,山東各個中學的師生因為擔心被共產黨迫害,組成聯合中學,希望到南方復學。1949年,流亡學生們輾轉來到澎湖。7月13日當天,澎湖防衛司令部將流亡學生全數召集於操場,依照身高及年齡強迫編制入伍,但遭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等人反對。於是軍方羅織「匪諜」罪名,逮捕以張校長為首等五十三名師生。校長張敏之、第二分校校長鄒鑑、以及劉永祥等五名學生(皆20歲左右)遭判死刑。倖存的山東聯中師生,五千多名年紀較長的學生被迫入伍,剩下2400多名女性或年齡較輕者,被遷至彰化員林的實驗中學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