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綠紅紙上的題簽——佐藤春夫

正如字面所示，「文學史家」在文學史中論述作家及其作品，著重於作家的思想性、文學特質、表現技巧，以及作品對於後世的影響等等。除此之外，我們若想知道作家的八卦和隱諱私事，甚至更毒舌似的批評，其任務似乎就落在文壇外史或者作家日記的鐵肩上了。更準確地說，它們是不宜公開的，只留給好奇的讀者不辭辛苦來挖掘。在正史中看不到的事件，例如，佐藤春夫和谷崎潤一郎的換妻事件，在這領域都能得到呈現。不過，事件真偽程度如何，就依讀者探究的深淺而定了。而佐藤春夫是日本著名作家，享受聲譽加身的光環，自然比其他名聲較次的作家引來矚目，從公領域到個人緋聞，他是獵奇者熱門的談資，而且不受時空的限制。

在竹內良夫《春日會》（1979年、講談社）一書指出，大正14年11月，佐藤春夫和小田中多美從原本的新居搬到了小石川音羽町9-18號。從那以後，《朝日新聞》記者長谷川幸雄亦在此當門生接應訪客。實際上，佐藤春夫搬到音羽町，有幾個緣由促成。由於詩人、法國文學家堀口大學（1892-1981）住在附近，是他慫恿佐藤春夫比鄰而居。此外，音羽町的地緣位置甚好，大出版社講談社的辦公樓房、政治家鳩山一郎的宅第都在這裡。據長谷川幸雄回述，自1923（大正12）年，關東大地震以後，東京災情非常慘重，大量的民房燒毀，放眼所及幾近廢墟狀態，能夠招租的房屋很少，就算找到租屋處，房租並不便宜，少則要40-50日圓。當時，一般市民每月必須有4、5百日圓收入，方能維持家庭開銷。對長谷川而言，當時稿費行情每四百字10日圓，他無論如何每個月都得拚出2萬字稿量來，否則真要鍋底朝天了。順便說明，依據當時「職員薪資調查」指出，大正14年大學畢業生起薪為80-90日圓，我們或許可以順理推論，這些數字很有意思，因為除了文學創作之外，它們透露出當時的經濟活動面向。

回到文壇和出版的話題上。大正14年， 堀口大學出版了譯詩選集《月下の一群》，他選編出法國66位近代詩人的作品，長短詩作共計340首；上田敏《海潮音》、永井荷風《珊瑚集》兩部詩集，引起了很大共鳴，為日本詩壇留下重要的里程碑。是年，佐藤春夫陸續於《朝日新聞》發表長篇批論文章，回應同時代作家的聲音。不止如此，佐藤春夫又出版了得意作品——《霧社》和《女誡扇綺譚》，這是他前往當時日本殖民地臺灣旅遊經歷各種見聞寫成。翌年，他在第一書房出版了《佐藤春夫詩集》，新潮社於此時出版其隨筆集《窮乏讀本》。在日本皇室和政治方面，在位不久的大正天皇於這年駕崩辭世。

論起日本作家的彼此往來，佐藤春夫交友很廣闊，這時他與山之口貘、富澤有為男、井伏鱒二等作家的交誼頻繁起來。然而，他仍有幸運的反面，他的婚姻生活觸礁了，短暫陷入了低谷。佐藤春夫與多美的相處並不融洽，為此折騰得滿身倦乏，外宿的次數增多起來，最後索性住進了旅館，專注寫稿與外界交誼，不再回到家庭的溫存。不消說，他的做法自然引來妻子多美的氣憤，她實在氣不過，便打電話給正從關西上京的谷崎潤一郎，向他投訴心中的不平。谷崎聽完苦訴以後，卻有了新的盤算。他思量著，既然佐藤春夫與多美不睦，何不趁此機會離婚？他可以讓出自己的前妻千代子，成全佐藤春夫的好事。在這當中，有個耐人尋味的插曲：那時候，佐藤春夫的宅第剛落成不久，谷崎潤一郎順便藉此探望究竟。到訪之後，谷崎稱讚了佐藤的書齋很有特色，其粉紅色外牆顏色真美等語，不過，佐藤沒有正面回答，很可能同意其看法，也許是不予置評。

在前輩作家看來，長谷川幸雄是個好青年，勤勉向學意志堅定。他有個心願，希望成為佐藤春夫的門生，而主動撰寫了一篇800字隨筆〈茶花有夢〉，呈交給佐藤春夫。經過佐藤春夫和堀口大學審讀，他終於通過了這個難關，正式成為佐藤春夫的門生。爾後，長谷川自青山學院的神學科畢業，前往美國留學，順利從普林斯頓大學科畢業，歸國後不久，在《朝日新聞》擔任記者。繼長谷川之後，又出現一位文學青年富澤有為男，他也想成為佐藤春夫的門徒。一日，長谷川通報師父佐藤春夫，「富澤先生來信說，他有里見弴老師的推薦函，想來拜會佐藤老師。他說老師願意面見，會在綠紙上題字，若拒見的話，以紅紙題字示之。」長谷川心中暗忖：咱們老師用這種方式拒迎訪客未免太奇特了。於是，長谷川當面詢問佐藤老師如何答覆。豈料，佐藤春夫向長谷川說，「我不是叫你將兩種色紙都貼上嗎？」這個回答給長谷川困惑不已，心想佐藤老師何必這樣惡整折騰求訪者呢？事後長谷川說，他看見富澤有為男蹲在佐藤家的門口，苦思良久不知所措。

再說富澤有為男的文學決心。他說，他原本就讀美術學校，日後想成為畫家，經由遠房親戚岡田三郎力的指導，他曾在帝國美術院發表作品。儘管如此，如他自述，很早以前即醉心於文學創作，他十八歲那年，寫了一部近四萬字的小說，透過岡田夫人和水上瀧上郎的安排，得到小說家里見弴（1888-1983）的推薦，刊載於文學季刊上。然而，他卻為自己將來投身畫家或小說家躊躇不前。就在那時，他閱讀《田園的憂鬱》大為感動，從此下定決心要成為小說家。他甚至認定佐藤春夫即是其「文學宗師」，里見弴很是激賞，覺得這靑年前途看好，為他寫了一封推薦函。話說回來，彼時聲名卓著的佐藤春夫，用這種方法難為門生的惡作劇，後來倒成為文壇之間的有趣話題。其後，與太宰治私交甚好的作家檀一雄，每次在街路上遇見富澤有為男，旋即用模仿的口吻說，「我正要去面見佐藤老師呢……」，這弄得富澤有為男總是苦笑以對。總括地說，無論在臺灣或日本文壇，即使有文學青年立志成為小說家，那種師徒制的關係和機緣已不復存在了，在世的小說大師已逐漸凋零，師事於某大師門下的故事，只能從往事的傳奇中尋找，現代的作家必須像安靜的農夫那樣，每日到田裡辛勤照料農作物，也未必能有好收成，有時候豪雨成災，有時候乾旱歉收。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設想，佐藤春夫早有先見之明，他刻意用這種方法考驗門生的決心，其實不失為一種匠心別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