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對於這個日子有深刻體驗的日本國民而言,內心遭逢到兩種極端力量的撕扯,而且情感上的震撼多於悲泣的纏繞——昭和天皇宣詔戰爭結束。這一天,日本的各大報紙上,紛紛以醒目的版面篇幅,並以崇高的悲劇性的詞語,又不失莊嚴立場來呈示這個嚴酷的歷史事實。每次讀到這段歷史,我愈發覺得日本語的修辭真是深奧,它宛如迷宮般的曲折難測,若沒有全面掌握真正的歷史狀況,以此作為辯證的基礎,僅依憑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有些時候往往看不清實相,最後順乎自然地被帶往沒有價值判斷色彩的中性詞義的地帶了。相較於「終戰」和「戰敗」這兩個名詞,對於語言機敏的人都看得出,前者在努力維持著敗者的尊嚴形象,而一旦明確承認戰敗,等於對全體國民的心理給予更大的打擊,還必須肩負起更龐大的道德責任。因此,基於日本傳統的語法習慣,這樣的措辭自然能獲得正當性的身分,留給眾多的敗者們自我療傷的空間。而即使在最私密的領域裡,這個中性的修辭在日本作家的日記裡,同樣沒有逾越這個界限。儘管如此,當我們努力走出那片由修辭構築出來的密林曲徑,我們仍可看見日本戰敗後的社會場景,尤其是日本作家的讀書狀態,他們在艱困危險的戰爭時期,如何歡快地煮字療飢,如何用文字溫潤苦悶的靈魂。
日本戰敗那天,日本作家高見順的日記向認真閱讀的我們透露了這則訊息。在這套七卷本的《高見順日記》第五卷中,他真切感性地寫道:「戦争終結の聖断.大詔渙発さる ……放眼看去,幾乎每個報攤亭前都大排長龍。這些等著買報紙的人群,情狀顯得有些激昂,但沒有人敢於表露自己的真實心聲,全都保持著沉默。平常民眾們對於軍人是反感至極的。當我看到士兵和軍官默然地買著報紙。或許是我心理因素使然,那些軍人垂頭喪氣的神情,使我不禁暗自為他們抱以同情。」其中,他還描述在鎌倉車站前目睹神情茫然的新入伍的海軍士兵,身穿髒污皺巴巴軍服的情景,在他看來簡直與戰俘營的俘虜沒有兩樣,令他不忍直視。
然而,對於愛書人而說,他來到鎌倉文庫探望圖書這段記載更吸引我們的關注。他說:「今天,鎌倉文庫沒有營業。在裡面的房間,堆疊著品相如新的《世界文學全集》和《西洋大眾文學全集》。我打量了一下,果然是剛剛送抵的新書。在此以前,要租借《世界文學全集》需要二十圓押金,可是即使這樣,也幾乎全被愛書的同行迅速帶走,只留下戲劇集而已。直到現在,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圖書上架出租,但它們很快地就被搬走了。剛開始,《世界大眾文學全集》只需五圓的押金,後來,我留了字條,說要提高圖書的押金。有些時候,我心想售價一圓的書籍,卻需付二十圓的保證金,實在有點過意不去,但租書者似乎全不放在心上。最先提供圖書出租的是作家林房雄(其《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書,引發了激進左派作家批判)。這些全是他在牢獄中所讀的書籍,已經被他翻閱得舊污斑斑,因此我認為五圓保證金即可。後來,作家大佛次郎帶來了一本嶄新的書籍,我心想這本書的售價,原本只有五十錢,若以五圓押金計之,未免有失公平,但幾番思量,最後仍維持原來的打算。大佛次郎也說,租金五圓也無不可。於是,那天所有的租書全被搬空,之後我又把押金調高到七圓,同樣地悉數被愛書人接引到謐靜的晴空下繼續閱讀。
上述這種特殊的人文風景,確實引起我們對鎌倉文庫的好奇,這是怎樣的民間書店和組織?據出版史料指出,鎌倉文庫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由居住在鎌倉的文人雅士們設立的圖書出租店。他們考量戰事的日益逼近嚴重影響到出版業的發展,許多作家的生活因此陷入困難,連一般讀者都跌入了無書可讀的陰霾廢墟中,為了挽救這種精神與物質的雙層困境,1945年5月1日,住在神奈川縣鎌倉市的文學家們,率先募集到數千冊的藏書,置放在鎌倉八幡宮的鳥居(國家神道教入口)附近,開始啟動圖書的出租業務。這項計畫最初是由久米正雄和川端康成提案,小林秀雄、高見順、久米正雄、里見弴、中山義秀等作家協助,由漫畫家橫山隆一繪製讀書券,小島政二郎、大佛次郎、永井龍男、林房雄捐出自己的藏書響應。平時,川端康成、久米正雄、中山義秀和高見順及其妻子們輪流照料店內的業務,這吸引許多渴望閱讀的民眾前往租書,除了遇到空襲之外,幾乎每日開門營業,為困頓的戰爭時期注入了溫暖的人性光輝。
在此,我要援引一個相似的場景。在那個時期,同樣因戰火席捲而無法繼續安靜閱讀的不止日本作家或知識人,生活在戰爭時期的德意志帝國的大學教授和學生們,同樣面臨聚散無常的死亡威脅。1943年12月,從法蘭克福大學來到萊比錫大學哲學系任教的古典語文學家萊因哈特,在其〈我與古典學〉一文中,對這場時代劫難有詳細的描述。據他回憶,當時許多研究所和教學大樓以及圖書館都遭到了英國空軍的炸毀,他們為此感到無限的惋惜,因此,只能在空襲警報一解除,到附近的舊貴族學校散步,藉此紓解緊張的情緒。依我看來,他們到郊外透透氣,還有個感傷的目的,亦就是向葬身烈焰中的圖書的哀悼。在面對圖書的無辜消亡,全世界的愛書人所發出的嘆息都是同樣的沉重。
高見順在這天的日記裡,還提及他看到的歷史性的奇特景象。他打算前往大佛次郎的家裡,然後順便到佐藤君家閒坐半晌。他在半路上看見了人聲鼎沸,有許多人駐足圍觀。他趨前一看,有個中年的醉漢,正與一名身材高瘦的男子猛力拉扯。只見那高個子直喊:「我們到警局去,找警察評評理!」從他濃重的口音聽來,他應當是在日本的朝鮮人。路人詢問他們為什麼爭吵。原來是醉漢故意向這名年輕的朝鮮人找碴,於是他盛氣凌人地高喊著到警局請警察主持公道云云。事實上,真正的原因在於,根據今天的消息報導,朝鮮就要從日本的手中獲得解放了。不過,他對於那個無端惹事的醉漢和氣勢洶洶的朝鮮青年的反應,同樣不能認同。他覺得今天遇到許多不愉快的事情。他回到家裡看了報紙,決定把這天的報紙保存下來。最後,他在文末寫道:「嗚呼、八月十五日。」
如今,二戰期間響徹東京天空的戰爭恐怖已然結束,以美國為首的占領軍,為戰敗國日本所建構新的政治秩序,在歷經五年八個月間接統治結束後,日本慢慢從精神廢墟中站了起來。其後,日本跟隨美國的腳步往現代化的道路前進,戰爭期間受盡軍部政府言論壓制的出版業亦隨之蓬勃發展起來。換句話說,七〇年代的日本讀者,比他們的前行者幸運多了,他們不必躲避可怖的空襲,就可在文字的晴空下,盡情享受閱讀樂趣。至於二戰以後,日本知識人爭論不休的命題——「近代的超克」=克服現代性,超越西方的挑戰,似乎尚未得出結論。這相似的困難在於,如持「戰後時期尚未終結」的觀點那樣,只要日本政府仍然附隨美國的亞洲戰略格局,這個問題就不會劃下句點。但是,如果我們想暫時離開劍拔弩張的政治生活,卻可以藉由快樂閱讀,讓文字消除我們深沉的疲乏。